＂吴家明，你站住！孩子还没吃饭呢！＂身后传来急促的呼喊声，父亲却咬紧牙关加快了脚步。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中国大地，但在我们这个安徽小县城的角落，人与人之间的心结却还未完全解开。
我叫吴小军，那年十岁，正是记事的年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大人世界的复杂就像天上的云，看得见却摸不着。
那天早晨，鸡刚啼过第二遍，父亲就急匆匆地叫醒了我。窗外天还蒙蒙亮，晨雾笼罩着院子里的老槐树。
＂收拾东西，我们回家。＂父亲的声音比往常低沉许多，眼神却格外坚定。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不是说明天走吗？＂
＂计划有变，今天必须走。＂父亲的话不容置疑。
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个我们全家人合用的搪瓷水杯，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担忧。厨房里，姥姥正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玉米粥冒着热气，案板上的咸菜刚切好，一盘炒鸡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吃了饭再走吧，＂姥姥手拿锅铲，皱着眉头看向父亲，＂孩子肚子饿着怎么走路啊？四十里地呢。＂
＂来回就四十里，赶中午能到家。单位下午有会，不能迟到。＂父亲说着，已经把我们带来的那个蓝布包袱扎好了。
我偷偷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搪瓷表，才六点多。姥姥家是没有自行车的，要步行到公社才能搭乘拖拉机或长途客车。父亲的借口很牵强，我们大人都知道，但没人点破。
＂吴家明同志，公社十点才有车，急什么？＂二舅瞪着眼睛，放下手中的收音机，一脸不悦地说。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东方红》的旋律，那曲调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
父亲没答话，只是低头系鞋带。母亲眼里含着泪，匆忙将几样我的小玩意塞进布包里。姥姥忙着用油纸包馒头，想让我们带上路上吃。
＂月华，劝劝你男人，这是什么意思？刚来两天就走，把老人家的心伤得。＂二舅走到院子里，点起一支纸烟，声音压低了许多。
母亲只是摇摇头，欲言又止。我知道，自从我记事起，父亲来姥姥家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像是完成任务似的。
就这样，在一片沉默中，我们踏上了归途。父亲走在前面，背影挺拔却透着几分倔强；母亲拉着我的手紧跟其后，时不时回望姥姥家的方向。那个青砖瓦房渐渐在晨雾中缩小，最后只剩下门前那棵老桃树的轮廓。
春日的阳光透过薄雾洒在田间小路上，远处的麦田泛着嫩绿。路两旁的沟渠里，早春的野花悄悄绽放，青蛙偶尔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这本该是个欢快的早晨，却因为大人们复杂的情绪而变得沉闷。
＂爸，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早走？＂走了约莫半小时，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父亲没有，只是调整了一下肩上的布包。母亲轻轻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再问。
＂吴家明，你站住！＂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呼喊，声音因为距离和急促而有些变形，却清晰地穿透了晨雾。我回头看去，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
是三舅林建国，他拄着那根用橡树做的拐杖，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追来。尽管他的左腿从小就有残疾，此刻却像健全人一样快速移动着，手里还提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的铝制饭盒。
＂爸，是三舅。＂我拽了拽父亲的衣角，心里有些雀跃。在姥姥家的几天里，三舅总是给我讲许多有趣的故事，还教我下象棋。
父亲站定了脚步，回头望去，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眉头紧锁，嘴角微微抽动，眼神里有惊讶、犹豫，还有几分我读不懂的情绪。他深吸一口气，似乎在进行某种艰难的内心斗争，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只是步子放慢了些。
＂月华，孩子还没吃饭呢，带着点热乎的。＂三舅气喘吁吁地喊道，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求。
母亲眼圈红了，想停下来，却又看了看父亲的背影，犹豫不决。我从未见过母亲这般为难的样子，像是被两股力量同时拉扯着。
＂小军，你知道吗，你三舅以前是县里的民办教师，读过很多书。＂母亲小声对我说，眼神飘向远方的田野，声音里带着怀念与敬佩，＂你爸和他之间有些过去的事情...＂
母亲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明白那是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因为生活的艰难而被放大，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既能取暖，也能烧伤人。
＂家明，你这是干啥？孩子饿着肚子，怎么赶路？＂三舅的声音更近了，带着微微的喘息。
父亲终于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却没有转身。我看见他的肩膀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像是在与自己的固执做斗争。
三舅最终追了上来。他的额头上挂满汗珠，布鞋和裤腿因为快速行走而沾满了尘土。左腿的残疾让他行走时上身微微倾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眼神中的坚定。他把饭盒递给了母亲，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家明，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孩子不能饿着。＂
父亲转过身来，面对着三舅，但目光却避开了他的眼睛，盯着地上的一块石头。空气一时凝固，只有春风吹过田野的声音和远处公社的广播喇叭隐约传来的《歌唱祖国》。
＂找个地方歇会儿吧，让孩子吃点东西。＂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低沉许多，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在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坐下。这树有多老我不知道，但它的树干粗得我和小伙伴手拉手都围不住，树皮上布满了岁月的纹理，像极了姥爷脸上的皱纹。三舅打开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饺子和几个茶叶蛋，还有一小碟腌黄瓜。
＂是姐姐包的，说小军最爱吃韭菜鸡蛋馅的。＂三舅轻声说，目光落在我身上，充满疼爱。
我顾不上回应，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饺子皮薄馅大，正是姥姥拿手的做法。那茶叶蛋更是稀罕物，平常在家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
父亲和三舅坐在离我和母亲稍远的地方，低声交谈着。春风把他们的谈话声断断续续地送到我耳边，如同断续的电影画面，让人捕捉不全故事的全貌。
＂那年你说我耽误了月华，她原本可以考师范...＂三舅的声音有些哽咽，＂那会儿我是有些过分，话说重了。＂
＂都过去了，建国。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说话不过脑子。＂父亲的语气缓和了许多，甚至罕见地叫了三舅的名字。
＂我只是心疼姐姐，你知道的，自打我这腿不好，没法报答父母，就想着姐姐能过得好些...＂三舅摸着自己的左腿，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我明白，你是为她好。但人各有命，月华和我在一起，也不算辛苦。＂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得的温柔。
＂是啊，看小军长得多壮实，比城里那些孩子还精神。＂三舅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母亲悄悄抹了抹眼泪，对我笑了笑：＂小军，吃饱了吗？别噎着，慢点吃。＂
我点点头，嘴里塞满了饺子，脸颊鼓得像只小松鼠。母亲从布包里拿出我那条蓝白相间的手帕，轻轻擦去我嘴角的油渍。这手帕是姥姥去年用旧衬衫改的，边角还绣着一朵小梅花，是我最喜欢的随身物件。
＂三舅，这茶叶蛋真好吃，比食堂的香多了。＂我咽下最后一口饺子，满足地说。
三舅笑了：＂下次来，三舅给你做一大碗。＂
＂真的吗？什么时候？＂我欢呼雀跃。
三舅没有立即，而是看向父亲，眼里带着询问和期待。
吃完饭，我们继续上路。三舅执意要送我们到公社的大路上，说那边好搭车。父亲没有反对，甚至主动接过三舅手中的饭盒，两个中年男人并肩走在春天的田野间，背影渐渐融为一体。我和母亲跟在后面，母亲的脸上浮现出久违的轻松和喜悦。
＂妈，爸和三舅以前为什么不和好？＂我小声问道，生怕被前面的大人听见。
母亲叹了口气，眼神温柔地看着前方的两个身影：＂你爸和三舅的事，说来话长。＂
＂是因为你吗？＂我天真地问。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微微点头：＂当年我和你爸结婚，三舅觉得我嫁给了一个没前途的工人，放弃了当老师的机会。那时候，当老师是很体面的工作，粮票布票都比普通工人多。他和你爸吵过一架，说了些难听的话。从那以后，你爸就再没主动去过姥姥家。＂
＂可我爸不是机械厂的技术员吗？这不是很好的工作吗？＂我不解地问。
＂那是后来的事了。七一年你爸被调去机械厂当钳工，七四年才提干当了技术员。＂母亲解释道，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你爸是个有本事的人，就是脾气硬了些。＂
我望着父亲的背影，第一次觉得他不再是那个不苟言笑的严厉父亲，而是有血有肉、有过去有故事的普通人。他那挺直的脊背下，原来也藏着委屈和自尊。
走到半路，我们遇见了从公社骑自行车回来的张大爷。他是我们大院的邻居，在供销社工作。看见我们，他停下车，惊讶地问：＂家明，你们这是从哪回来？＂
＂丈人家。＂父亲简短地。
＂哦，这位是...＂张大爷看向三舅。
＂我内弟，林建国。＂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自豪感。
三舅笑着点头问好，两人寒暄了几句。张大爷说公社有辆解放牌卡车正往县城方向走，我们可以搭个便车。
到了公社的大路上，果然看见一辆墨绿色的卡车停在路边。司机是父亲厂里的老李，正在车前抽烟。看见我们，他热情地招呼：＂吴师傅，上车吧，正好顺路。＂
临别时，父亲突然对三舅说：＂建国，下个月二十号厂里发工资，你来我们家住几天吧，带小军去新建的人民公园玩。听说里面有旋转木马，小军一直想去。＂
三舅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眼里闪着光：＂好，一定去。二十号，我记住了。＂
上车前，我抱了抱三舅，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和汗水混合的气息。三舅摸摸我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几颗大白兔奶糖：＂路上吃，别告诉你妈，她说糖吃多了对牙不好。＂
我偷偷把糖藏进裤兜，对三舅做了个＂嘘＂的手势，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
卡车启动了，我透过车厢的缝隙，看见三舅站在路中央，举着手，目送我们远去。他的身影在阳光下被拉长，像极了小学课本里描绘的坚守岗位的战士。田野上春风拂过，麦苗随风摇曳，如同人心中解开的结。
＂家明，谢谢你。＂母亲靠在父亲肩上，轻声说道。车厢里人多，她的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见了。
父亲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母亲的手。阳光透过车厢的缝隙洒在他们交握的手上，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什么叫做爱情。
卡车沿着乡间公路颠簸前行，车厢里挤满了赶集回来的人们，有说有笑。一位大娘拿出油纸包着的麻花分给大家，热情地说着今年麦子长势好，夏收一定丰收。父亲难得地接过麻花，咬了一口，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爸，为什么以前你不愿意去姥姥家？＂我鼓起勇气问道，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父亲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投向远方：＂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人活着，有时候就是拉不下面子。＂
＂那今天你为什么答应三舅来我们家？＂
＂因为他追了我们几里地。＂父亲简单地，但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更多——尊重、理解，还有几分歉疚。
母亲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这是你三舅小时候的样子。＂
照片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卷曲，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得灿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三舅，两条腿健全有力，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他十四岁那年上山采药，不小心摔下山崖，伤了左腿。＂母亲轻声说，眼里带着心疼，＂那时候条件差，没能好好治，就留下了残疾。原本他学习最好，要不是这条腿，现在说不定已经是中学老师了。＂
我看着照片，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三舅对母亲的期望，父亲的固执，还有今天这场追逐，都有了更深的意义。
卡车驶入县城，熟悉的景象一一映入眼帘——砖瓦厂冒着烟的大烟囱，新建的电影院门前的宣传画，还有街角那家总是飘着香味的国营食品店。这是我生活的地方，虽然简陋，却充满了安全感。
到了家，父亲难得地没有立即去单位，而是帮着母亲整理屋子。我们的家是厂里分的一间平房，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父亲和邻居合力搭了一个小阳台，种了几盆月季和吊兰，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体面的住处了。
＂下个月三舅来，得把那个旧柜子修一修，里面可以放他的东西。＂父亲一边擦拭着柜子一边说，语气里带着几分期待。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笑了：＂好，我明天去集市上买点新布，做个柜垫。＂
＂再准备些茶叶蛋，小军不是爱吃吗？＂父亲补充道，眼角微微上扬。
我站在门口，看着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父母身上，照亮了他们脸上的笑容。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和解，什么叫做爱的传递。
次日清晨，父亲起得很早，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和邻居张大爷说话。
＂老张，帮我捎个信，让厂里的通讯员给林家村的林建国捎个话，就说二十号别忘了，我去车站接他。＂
＂行，正好我侄子下乡在那边插队，让他捎信。＂张大爷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月后的傍晚，我和父亲早早地站在长途汽车站，等待三舅的到来。父亲甚至破例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蓝色干部服，还在口袋里装了一包上等的大前门香烟——那是厂里评劳模发的奖品，他一直珍藏着没舍得抽。
＂爸，你说三舅会不会带糖果来？＂我期待地问。
＂肯定会。你三舅最疼你了。＂父亲笑着揉了揉我的头发，那笑容比往日更加温暖和自然。
公共汽车缓缓驶入站台，车门打开，乘客们一个接一个走下来。我们紧张地盯着每一个下车的人，生怕错过三舅的身影。
终于，我看见了他——三舅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藤编的篮子。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格外精神。
＂三舅！＂我大声喊道，挥舞着手臂。
三舅看见了我们，脸上立即绽放出笑容，眼睛亮得像是点亮了灯：＂小军！家明！＂
父亲快步上前，接过三舅手中的篮子：＂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能来看看你们，比什么都高兴。＂三舅激动地说，声音有些颤抖。
父亲罕见地拍了拍三舅的肩膀：＂欢迎你，兄弟。＂
就这样，在那个物资匮乏但人情浓厚的年代，一碗热饭、一次追赶、一句真诚的，就足以化解多年的心结。三舅的那次追赶，不仅追回了我们一家人的温饱，更追回了亲情的温度和人心的和解。
车轮辘辘前行，带着我们驶向家的方向，也驶向彼此理解和宽容的未来。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最珍贵的不是物质，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淳朴的情感和坚韧不拔的爱。
多年后的一个春日，已经长大成人的我站在父亲的坟前，身旁是满头白发的三舅。我们静静地看着墓碑上父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穿着工作服，站在机床旁自信微笑的样子。
＂你父亲是个好人，就是太要强。＂三舅轻声说，声音里满是怀念。
＂三舅，谢谢你当年追了我们几里地。＂我搀扶着他的手臂，感受着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那不算什么，一家人嘛。＂三舅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一朵绽放的花。
春风拂过墓地，带来远处油菜花的清香。我知道，父亲和三舅之间的那段故事，会像春天的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教会我宽容与和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