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我猛地从睡梦中惊醒。听筒里传来二婶断断续续的声音：＂你二叔住院了，不过你们别回来了，我能照顾。＂声音中的颤抖让我心头一紧。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顾不得思索，立刻起身收拾行李。窗外，城市的霓虹灯还在闪烁，但我的心已飞到了百里之外的乡村。
老旧的＂红旗＂轿车在夜色中奔驰，前灯将盘山公路照亮一小段，又暗下去一小段。城市的灯火渐渐被乡村的夜色吞没，夜风带着熟悉的泥土气息从车窗缝隙钻进来。
＂你二叔身体一直那么硬朗，怎么突然就病了？＂老公郑大山一边开车一边问，眉头紧锁。
我摇摇头，望着窗外飞逝的树影，思绪回到了童年。二叔李建国在我记忆中永远是那个背着木工工具箱，走村串巷给人做家具的硬汉。我爸妈出事后，是二叔二婶把我抚养长大。
＂我担心的不只是二叔。＂我叹了口气，把玩着手指上的婚戒，＂你听二婶那语气，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回去。＂
＂别多想了，林丹。＂郑大山伸手握了握我的手，＂老一辈人就这样，不想麻烦子女。＂
夜色中的乡村公路像一条蜿蜒的长蛇。记忆中的故乡总是阳光明媚，屋前的老槐树下，二叔总坐在那里刨木头，木屑纷纷扬扬地落在他黝黑的脚背上。
离开家乡已经十年了。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成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每次过节我都会寄钱回去，电话里二婶总说＂不缺不缺＂，却从不提家里的难处。
车子经过一个弯道，远处的县城灯火已经可以看见了。我翻开钱包，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我高中毕业那年，二叔二婶带我去县城照相馆拍的。照片上，二叔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二婶戴着她最爱的那条红头绳，我站在中间，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笑得灿烂。
午夜时分，我们终于到达县医院。医院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墙壁上的白炽灯闪烁着惨白的光。二婶坐在长椅上打盹，头发凌乱，身形比过年时瘦了一大圈。
听见脚步声，她惊醒过来，看见我们时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不是不让你回来了吗？＂二婶疲惫地说，嗓音沙哑，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明显。
我强忍泪水，抱住二婶：＂您和二叔对我恩重如山，我怎能不回来？＂二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抱着她，仿佛抱着一捆枯草。
二婶拍拍我的背，欲言又止。我注意到她手腕上的金手镯不见了，那是她结婚时的嫁妆，几十年来从未离身。＂您的手镯呢？＂我问道。
二婶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含糊地说：＂放家里了，来得急。＂话语中的闪烁其词让我心里更加不安。
借着走廊的灯光，我看清了她脸上的皱纹，比去年深刻许多。眼角的泪沟像是被无数个担忧的夜晚冲刷出来的。
＂二叔的病严重吗？＂我问道，声音不自觉地发颤。
＂胃出血，刚止住。＂二婶低声说，＂医生说要住院观察一阵子，你们大老远赶来，累了吧？要不找个地方休息？＂她的语气中透着疏远，与往日的亲热判若两人。
我摇摇头：＂先看看二叔。＂推开病房的门，消毒水的气味更浓了。二叔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输液的手臂上青筋突起，睡得并不安稳，眉头紧锁，像是在忍受疼痛。
我轻轻走到床前，握住二叔粗糙的手。这双手曾教我写第一个字，做第一个木头小凳子，也曾在我高烧时半夜把我背到十里外的卫生所。如今，这双布满老茧的手无力地搭在被子上，显得苍老而脆弱。
我让老公去办住院手续，自己留下来陪二婶。医院走廊里的座钟敲了三下，＂咚、咚、咚＂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二婶靠在椅背上，眼皮沉重地打着架。
＂二婶，您去休息会儿吧，这里有我。＂我轻声说。
二婶摇摇头：＂不用，我习惯了。你二叔住院这么些天，我天天守着。＂
＂这么些天？＂我惊讶地问，＂二叔到底病了多久？＂
二婶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犹豫了一下说：＂有半个多月了，不碍事的。＂
天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金线。护士进来换药，我借机仔细观察二叔。他瘦了许多，双手粗糙，指甲缝里有挥之不去的泥土。那双曾经有力的手如今布满皱纹和老年斑。
二婶见我盯着二叔的手看，解释道：＂年前他还在给罗家做木工活儿，手都磨出茧子了。他跟你说过吗？村里盖了新祠堂，你二叔给雕了两根盘龙柱，村里人都说好。＂
我心里一酸。二叔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木匠，为了供我上学，年过半百还在东奔西走接活。每次寒暑假回家，都能看到他蹲在院子里忙活，木屑落了一地。
＂您和二叔这些年过得好吗？＂我问，声音微微发颤。
二婶笑了笑：＂挺好的，老两口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是想你。＂她看了眼手表，是那种老式的双狮牌，表面已经有些模糊，＂你们饿了吧？我去买点早饭。＂
还没等我拦住，二婶已经起身走了出去。我回到病房，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县城。十年前的我离开这里去上大学，信誓旦旦地说要出人头地，让二叔二婶过上好日子。可十年过去了，我虽然在城里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二叔二婶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因我的＂成功＂而改变多少。
老公带来早餐，热气腾腾的豆浆和刚出笼的包子。二婶却说不饿，只是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我打开保温盒，劝道：＂您得吃点啊，身体垮了怎么照顾二叔？＂
二婶勉强喝了半碗粥，又催我们回城：＂你们城里人工作忙，耽误不得。这儿有我就行了，医生说你二叔没大碍，养两天就能出院。＂
我注意到二婶说＂你们城里人＂时语气中的疏离，心里一阵刺痛。在二婶眼里，我什么时候成了＂城里人＂，而不再是她看着长大的＂丫头＂了？
＂二婶，您不用赶我们走。＂我坚定地说，＂我请了假，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照顾您和二叔。＂
二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走了进来，是村里的老张叔。
＂建国老弟还没醒啊？＂老张看了眼病床上的二叔，又转向二婶，＂李淑芬，我带了些自家种的蔬菜，晚上给建国熬点汤喝。＂
二婶接过菜篮，感激地点点头：＂谢谢老张，你有心了。＂
老张这才注意到我们：＂这不是丹丹吗？难得回来一趟啊！＂
我赶紧起身问好：＂张叔好，您还认得我啊。＂
＂怎么不认得？＂老张笑呵呵地说，＂你二叔逢人就夸：我家丹丹在省城工作，单位里数一数二的能人哩！＂
听到这话，我心里既温暖又愧疚。原来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二叔一直以我为荣，而我却很少回来看望他们。
老张离开后，老公提议先回镇上找个地方住下。二婶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你们住镇上多不方便，要不回老家住吧，虽然条件简陋，但总比外面强。＂
我们开车回到老家，推开院门，熟悉的槐树依旧，只是比记忆中矮了些。院子里的石磨上落了一层灰，角落里堆着二叔的木工工具，已经很久没人动过的样子。
屋里的陈设还是老样子——八十年代的老式衣柜，七十年代的搪瓷脸盆，墙上挂着我的各种奖状和证书，被二叔用透明胶带仔细地贴好，一张不落。客厅的木桌上摆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天线上缠着锡纸，是那种需要用手摇才能换台的古董。
我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床铺整洁，像是刚刚收拾过。床头柜上摆着我初中时用过的台灯，灯罩已经发黄，但灯泡竟然还能亮。墙上贴着我少女时代喜欢的歌星海报，颜色已经褪去大半。房间的一切都停留在十年前我离开的那一刻，仿佛在等我回来。
收拾房间时，我从二叔的枕头下发现一个旧皮夹，里面有张泛黄的全家福，是我高中毕业时照的。照片一角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工整地写着我的大学宿舍地址和电话。还有一张是我和老公结婚时的照片，照片已经被翻看得有些卷边了。
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这些年他们从未打扰过我的学业和工作，却把我的每一处落脚点都记在心里。二叔虽然只读过小学，却把我的地址写得一丝不苟，甚至连邮编都没错。
＂别翻了。＂二婶走进来，轻声说道。她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枸杞，＂这是给你二叔熬的药，待会儿带去医院。＂
＂二婶，您和二叔这些年过得好吗？＂我声音哽咽，把皮夹递给她。
二婶接过皮夹，轻轻抚摸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怀念：＂挺好的，老两口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想你。你二叔干活累了，就拿出照片看看，说丹丹出息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晚上回到医院，二叔已经醒了。看见我和老公站在床前，老人家惊讶得眼睛都瞪圆了：＂丫头，你怎么回来了？＂
＂二叔，您病了，我不回来看看，心里不安。＂我握住二叔的手，那双曾经有力的大手如今骨节突出，皮肤粗糙。
二叔眼中闪过欣慰，随即又板起脸：＂你工作要紧，别为我们操心。老头子病不死的，过几天就能下地干活了。＂
＂您就别逞强了。＂我笑骂道，＂您这胃病拖了多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二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能因为这点小事就麻烦你？你工作忙，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
我这才想起，二叔二婶并不知道我和老公一直没要孩子的事。在他们心里，我已经是个有完整家庭的＂城里人＂了。
＂二叔，我还没要孩子呢。＂我解释道，＂工作太忙，想等安定下来再说。＂
二叔闻言皱了皱眉：＂该要就要，别跟城里人学那一套。咱们农村人，传宗接代是大事。＂
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纠缠，岔开话题问起他的病情。二叔说自己没什么大碍，再住两天院就能回家。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按住肚子，看来疼痛并没有完全消退。
二婶去打水的空当，二叔拉住我的手，小声说：＂丫头，这次住院花了不少钱，你二婶不让我告诉你，偷偷把她那金手镯卖了。你别跟她说我告诉你了，她要面子。＂
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二婶那金手镯是她最珍贵的嫁妆，平日里舍不得戴，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显摆一番。想起她那瘦弱的手腕，我鼻子一酸。
夜深了，老公回老家休息，我留在医院陪护。二叔睡着后，我帮他掖了掖被角，发现他枕头下压着一张报纸剪页。借着走廊的灯光，我认出那是我工作单位组织捐款的新闻，照片中我站在最前排。二叔竟然一直默默关注着我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我央求二婶回家休息，自己留下照顾二叔。老人家不肯，说自己睡不惯别的地方。我拗不过她，只好让老公去镇上买了张折叠床，放在病房里给二婶休息用。
中午，二叔精神好了些，能吃半碗稀饭了。我一边喂他吃饭，一边和他聊天。二叔问起我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我如实相告，却刻意避开了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
＂二叔，等您好了，我接您和二婶去城里住段时间，好不好？＂我提议道。
二叔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去城里干啥？不会说话，不会坐公交，还得给你添麻烦。＂
＂怎么会是麻烦呢？我巴不得您二老天天在我身边。＂我握住二叔的手，＂这些年，我很少回来看您，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二叔拍拍我的手：＂丫头，你有出息了，是我和你二婶的福气。我们知道你心里有我们，就满足了。＂老人家说着，眼圈微微发红。
傍晚，我帮二叔擦身子，发现他背上有几处旧伤疤。二婶在一旁解释：＂那是他年轻时干活留下的，为了攒钱供你上大学，连修房子的工程都敢接。当年从房梁上摔下来，伤了好几个月。＂
＂您们从没跟我提过这事。＂我心疼地说。
二婶叹了口气：＂提这些干啥？你学习那么忙，我们怕你分心。＂
＂那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直视二婶的眼睛，＂是怕我看到你们的困难，还是有什么委屈没说？＂
二婶移开视线，默默地整理床单。我追问不舍：＂二婶，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直说？＂
二婶眼圈一红，转身走出病房。我追出去，看见她站在走廊尽头，双肩颤抖。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映出一个孤独的剪影。
＂城里人哪懂我们乡下人的苦啊。＂二婶终于哭出声来，＂你二叔这病已经半个月了，刚开始以为是普通胃痛，吃点止疼药就过去了。可越来越严重，最后疼得直不起腰来，半夜吐血，我才把他送医院。＂
她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我借遍了全村人的钱才住上院。你爸娘走得早，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不是图你有出息了回报，就是怕你担心我们，连累你。＂
＂可这不是连累，是亲情啊。＂我握住二婶粗糙的手，＂您和二叔是我最亲的人，我怎么能不管？＂
二婶抹着眼泪说：＂村里人都说我们攀上高枝了，丹丹在省城有工作，当了干部，肯定看不上我们这乡下老两口了。你二叔听了这话，晚上睡不着，非说要我保证不找你帮忙，不连累你。＂
原来如此。我心中又酸又涩，拥抱着二婶瘦弱的身体：＂别人怎么说不重要，我心里您和二叔永远是最亲的人。以后咱们有什么事都说出来，不许再瞒着我，好吗？＂
第二天清晨，雨后的阳光格外明媚。我推开窗户，远处的群山笼罩在晨雾中，美得如同一幅水墨画。二叔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精神也好了许多。
邻居老张来看二叔，带了自家腌的咸菜和新鲜的鸡蛋。闲聊中，老张悄悄告诉我：＂你二婶为了给你二叔看病，不光把金手镯卖了，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台彩电也卖了。她求我不要告诉你，说怕你心疼。＂
我心如刀绞。那台二十一寸的彩电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给二叔二婶的礼物。记得当时二叔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我有孝心。二婶更是每天用抹布擦电视机，生怕落了灰尘。
＂还有啊，＂老张继续说，＂你二叔去年秋天就开始犯胃病了，二婶给他熬中药，他偷偷倒掉，说舍不得花钱。这次是实在撑不住了，才肯去医院。＂
下午，医生来查房，说二叔恢复得不错，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了。二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地说要回家，说医院花钱太多。
晚饭后，我收拾二叔的衣物，在口袋里发现一个皱巴巴的红色小本子。翻开一看，是二叔的工分记录册，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几十年来的劳动所得。最后几页夹着一张折皱的纸条，上面是我的银行卡号和密码。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二叔这些。
＂那是你大学毕业那年，告诉我的。＂二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说是万一你出差，让我和你二婶有急事可以去取钱用。这么多年，我们一次都没用过。＂
我转过身，看见二叔站在病床边，微弯的腰背映衬着窗外的晚霞。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二叔已经老了，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挥汗如雨干活的硬汉。
＂二叔，您和二婶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哽咽着说，＂以后有什么难处，一定要告诉我。＂
二叔点点头，眼中含着泪光：＂丫头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我和你二婶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过得好。＂
那晚，我和二婶同睡一张陪护床。黑暗中，二婶轻声说：＂你二叔年轻时有机会进城当工人，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事了，全村就选了两个人。为了照顾你，他放弃了。从没后悔过。＂
＂二婶，以后您和二叔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紧握她的手，＂我们是一家人。＂
二婶哽咽着说：＂我们怕被人说攀高枝，怕人说闲话，更怕耽误你的前程。你二叔常说，丹丹飞得越高越好，我们在地上给她加油就行了。＂
＂血浓于水，哪有什么高枝不高枝。＂我坚定地说，＂您和二叔把我养大，我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
＂傻丫头，＂二婶摸着我的头发，像小时候那样，＂你好好的，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
一周后，二叔病情稳定，医生说可以出院了。结账时，我吓了一跳——住院费加药费，竟然将近一万元。这对于靠种几亩薄田为生的二叔二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我当即决定：把二叔二婶接到城里住一段时间，给二叔做个全面检查，同时也让他们看看我在城里的生活。二婶起初不同意，说村里还有鸡鸭要喂，菜园子要打理。我和老公轮番做工作，二婶才勉强答应，但坚持最多住一个月就回来。
我和老公商量后决定：我请假留下照顾二叔出院，老公先回城处理工作，准备接二老来城里住。
出院那天，春光明媚。我搀扶着二叔走出医院，阳光洒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二婶紧握我的手，眼中泪光闪烁。那一刻，我明白了：亲情不是血缘的羁绊，而是心灵的相通；不是责任的重担，而是生命的依靠。
回家的路上，二叔望着窗外的田野，目光深远：＂丫头，这土地养育了我们，也会养育你的孩子。无论你走多远，这里永远是你的根。＂
两天后，老公开车来接我们。临行前，二叔非要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坐。那棵树已有百年历史，是村里的象征。二叔抚摸着粗糙的树皮，像是在告别老朋友。
＂老头子，在城里可别给丹丹添麻烦。＂二婶絮絮叨叨地叮嘱，＂人家城里规矩多，咱们得入乡随俗。＂
二叔笑着点头：＂知道了，老太婆。我这把年纪还能学不会规矩？＂
一个月后，二叔的胃病彻底好了。临别时，二婶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缝的鞋垫和袜子。二叔则送了我一个木雕——是一对老槐树，树下站着三个人，正是我们一家。
＂丫头，无论你走多远，记得常回家看看。＂二叔拍着我的肩膀，眼中含着泪花，＂家里的老槐树年年都在，等着你回来。＂
开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二叔二婶站在村口，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拐弯处。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明年一定要回来过年，以后每个月都要回来看望他们。
城市的喧嚣再次将我包围，但我的心却留在了那个小村庄。我看着他们佝偻却坚强的背影，暗下决心：今后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亲情，因为人世间最珍贵的，不是成就与荣耀，而是那些用心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
人生如路，漫长而曲折。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是风雨中的避风港。而那些爱我们的人，即使不说出口，也会用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爱，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