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死了七天，今儿个头七，你们都来了。＂大姐嗓音沙哑，眼圈通红，端着热茶的手颤抖着。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我叫郑建国，今年四十有五，是郑家老五。1978年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
我们五兄妹，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各自为生活奔波，聚少离多。直到母亲去世，我们才又聚在了一起。
母亲叫李桂芝，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劳朴实。那双粗糙的手，能掰玉米，能推石磨，能在寒冬里搓出暖和的棉袄。
父亲早年在国营纺织厂当工人，每月四十多块钱工资，加上月末的四块多奖金，勉强养活一家七口。
记得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厂子分配的筒子楼里，两间朝南的房子，走廊式共用厨房，楼道尽头是公共厕所。一家人挤在不到三十平的空间里生活，晚上睡觉，大人小孩头脚相对，冬天挤在一起还暖和些。
大姐郑建梅比我大十岁，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1985年进了同一家纺织厂。那时候进国营厂还不容易，是李师傅看在父亲平日为人老实的份上，把名额让给了大姐。
大姐的工资是二十六块八，发了第一个月工资，她就把二十块交给了母亲，自己留了六块八，还说要给我买一双球鞋。
二姐郑建花比我大八岁，脑子灵光，读完高中考上了县城卫校。那年全家人都高兴坏了，父亲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两斤猪肉，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
二姐是我们兄妹中第一个吃＂国家粮＂的，每次放假回家，总要穿着白大褂在院子里晃悠两圈，把院里孩子羡慕得不行。
大哥郑建军比我大六岁，初中毕业后去了建筑工地。记得他第一次从工地回来，身上的水泥味儿熏得我直打喷嚏，手上全是水泥浆留下的口子，疼得连筷子都拿不稳。
二哥郑建新比我大四岁，属于那种坐不住的主儿。初中没毕业就偷偷搭车去了广东打工。那阵子正赶上南方办特区，传言广东遍地是黄金，只要勤快点，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二哥走那天，只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娘，我去广东挣钱给您花，等挣了钱就回来。＂母亲拿着那纸条，哭了一整天。
而我，作为老幺，承载了全家人的期望。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到开家长会，老师总要点名表扬我，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就不停地搓着围裙角，脸上笑出一朵花来。
九十年代初，我高考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全家人又像过年一样高兴，父亲说这回＂咱家可算出了个读书人＂。
每每回想起来，我的每一步，都是踩在父母和兄姐的汗水上走过来的。读大学那年，学费八百多，生活费一学期六百，全家人吃了上顿愁下顿，硬是把我供出来了。
母亲走得突然。那天早晨，她还在院子里晒太阳，和邻居李婶唠着家常，说起最近广播里讲的电视剧《渴望》。
＂刘慧芳可真命苦啊，嫁的那个男人一点都不懂疼人。＂母亲一边择菜一边说，＂你说是不？＂
李婶点点头：＂可不咋地，我昨天听到播到刘慧芳被休那段，气得睡不着觉。＂
母亲笑了：＂你呀，心眼太软，电视剧都当真。＂
中午做完饭，她就觉得胸闷，靠在椅子上休息，说是可能被热油呛着了。谁知道，她一闭眼，就再也没睁开。
当我接到大姐电话的那一刻，正在开会讨论季度销售指标。手机震动了几次，看到是老家座机号码，我赶紧出去接了。
大姐哭着说：＂小五，妈没了。＂
简简单单四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让我一时失去了呼吸的能力。我手足无措站在公司走廊上，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只觉得天旋地转。
我匆忙请了假，连夜赶回老家。下了长途车，走了三里地的土路，到家时已是半夜。家门口停了几辆自行车和二哥那辆刚买的摩托，屋里亮着惨白的灯光。
进门就听见低低的啜泣声，母亲已经被收拾妥当，躺在堂屋正中央的木板上。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是她过六十大寿那年，我和媳妇从北京给她买的。
母亲最爱这件棉袄，说是料子好，结实耐穿。每到冬天就穿，舍不得换新的。有次拉链坏了，她愣是用针线一针一线缝好，还说＂这衣裳跟新的一样＂。
如今，她就穿着这件棉袄，安静地躺在那里，脸上表情安详，好像只是睡着了。她的手交叠放在胸前，手指粗糙发黑，指甲缝里还有泥土的痕迹。
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风吹日晒，冻得裂开，又愈合，再裂开，一年复一年。想到这，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妈...＂我蹲下身，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冰凉的触感让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回来了...＂
一旁的大姐抹着眼泪，手里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先吃点东西吧，你大老远赶回来，得饿坏了。＂
村里有句老话：＂白事不饿黑事不乏＂，意思是操办丧事的人不能饿着，操办喜事的人不能疲乏。这是母亲常说的，现在大姐做着同样的事。
七天里，我们兄妹五人轮流守灵，料理丧事。大姐操持一切，二姐管账，大哥和二哥搭灵棚接待客人，我则负责和亲戚们联络。
白天忙碌，晚上无言地守在母亲身边，回忆着她生前的点点滴滴。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机，是父亲在厂里开先进表彰大会拿回来的奖品。每到周末晚上播《西游记》，一家人挤在那台12英寸的小电视前，津津有味地看。
母亲总会提前蒸好玉米面的窝窝头，切一盘咸萝卜，一家人边看电视边啃着。那种简单的幸福，现在想来，弥足珍贵。
每逢过年，家里再穷，母亲也会给我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那时候没有现成的童装买，布票也紧张，母亲就拿旧棉袄拆了重新做。
我至今记得她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衣服的样子。她的手粗糙，指甲缝里总有解不开的黑线，但缝出来的衣服却格外暖和。
上初中那年，赶上＂八七＂洪水，我放学路上不小心踩进水坑，摔了一跤，书包里的课本全湿了。回到家，鞋袜湿透，裤子上满是泥水。
母亲看见我这样子，心疼得直跺脚：＂哎呀，这孩子，淋着了还不知道找个地方避一避。＂
说着她二话不说，把我淋湿的衣服脱下来搭在炉子上烤干，然后一页一页地用熨斗烫干我的课本。那一晚，她忙到深夜，屋里的煤油灯一直亮着。
第二天天不亮，她又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开门的那一刻，看见母亲蹲在灶台前吹火，头发里隐约有了几根银丝，被灶火映得忽明忽暗。
上大学那年，全家省吃俭用凑学费。那时还没有什么助学贷款，父亲托了关系在生产队借了钱，大姐从自己每月省下的钱里拿出一百，二姐贡献了两个月的奖金。
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她和父亲攒了许久的钱，还有几双她亲手缝的布鞋。她的眼圈红红的，却硬是没掉一滴泪。
＂城里东西贵，你好好学习，别想家里，有啥事就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又叮嘱我多穿衣服，多吃饭，别冻着饿着。
那一刻，我看到她眼中的不舍与骄傲，看到她粗糙的手指摸索着那个蓝布包，好像那里面装的不只是钱和布鞋，还有她所有的爱与期盼。
我答应她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买套大房子，让她和父亲安享晚年。母亲笑着点头，却说：＂娘不求啥大房子，你们都好好的，就是娘最大的福气。＂
如今想来，这些记忆都那么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母亲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她所有的牵挂和未尽的话语。
第三天晚上，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是要看看母亲走的日子好不好。二哥想请他进屋，被大姐挡在了门外。
＂咱妈生前最讨厌这些，咱别糟践了她的心意。＂大姐声音不大，却很坚决。
我站在屋内，透过窗户看见院子里的槐树影子在风中摇曳，忽然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信命不如信自己。＂她说这句话时，眼里总有一种执拗的光芒。
到了第七天，也就是＂头七＂这天傍晚，按照当地习俗，亲人要一起吃顿饭，所谓＂团圆饭＂，送亲人最后一程。
大姐张罗了一桌菜，有母亲生前最爱做的红烧肉，清蒸鱼，还有我们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饺子。一瓶二锅头摆在桌子中央，几个小酒盅依次排开。
我们围坐在一起，面前摆着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菜肴，却没有人动筷子。屋外，天空渐渐暗了下来，院子里的老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啜泣。
大姐先开了口：＂妈这一走，咱们家就散了。＂她声音哽咽，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以后过年，谁家聚？＂
大哥叹了口气，点上一根红塔山：＂还能去哪儿啊，就回这老屋呗。妈虽然走了，但这里还是我们的家。＂
二哥有些激动，用力拍了一下桌子：＂什么家啊，就这两间破房子，还不够买北京一个厕所的。我看啊，干脆卖了得了，分钱各过各的。＂
＂啪＂的一声，大姐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你这孩子，说啥呢，爹妈的心血，咋能说卖就卖。＂
二哥撇撇嘴，不再说话，低头喝闷酒。屋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听见窗外的蛐蛐声和远处的狗吠声。
我坐在一旁，不知该说什么。从进大学开始，我就很少回家，一年到头忙工作，回来看看父母，待不了几天又匆匆离去。
每次母亲都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等我。不管我什么时候到，她总是能提前半小时就站在那里，远远看见我，就使劲招手，像个孩子似的又蹦又跳。
而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那棵大槐树下，再也不会有人等我了。这个家，还是家吗？
二姐一直没说话，在这种时候，她总是最冷静的那个。突然她抽泣起来：＂你们还记得妈以前老说的那句话吗？＇人走不能走两茬心。＇＂
我们都沉默了。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做人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她用这句话教导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待人要真诚。但此刻，这话似乎有了新的含义。
大姐给每人盛了一碗饺子：＂妈生前最讲究和气，最怕咱们兄妹不和。今天，她在天上看着呢，咱们好好吃这顿饭，别辜负她的心意。＂
那晚，我们边吃边聊，从小时候的趣事说到如今各自的生活。
大姐说起厂子改制后的困难，＂九七年那阵子最难，一个月发不了全工资，就发点票子，粮票、油票，回家还得排队去换东西。＂
二姐讲述医院里的辛酸，＂给人打针发错药，医院里扣三个月奖金不说，病人家属差点没把办公室掀了。＂
大哥抱怨建筑工地的艰辛，＂干了三年包工头，没挣到钱不说，腰都给累坏了，现在天一冷就疼。＂
二哥则滔滔不绝地讲他在广东打拼的故事，＂刚去那会儿，睡的是地下室，一个屋子挤了十几个人，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蚊子嗡嗡直叫，咬得浑身是包。＂
我也讲了在北京工作的压力，房贷车贷，孩子教育的各种问题。＂老大今年上小学，光奥数班一个学期就得四千多，跟抢钱似的。＂
酒过三巡，话匣子渐渐打开了。
我们像小时候一样，笑着闹着，偶尔斗嘴，又很快和好。大姐的眉眼像极了母亲，笑起来眼角的皱纹一模一样；大哥抽烟的姿势跟父亲如出一辙，右手夹烟，左手托着右手腕。
这一刻，仿佛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随时会端出一盘热腾腾的菜来，嘴里絮絮叨叨地说：＂吃吧吃吧，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饭后，大姐拿出一个旧皮箱，说是收拾母亲遗物时发现的。那是个老式的皮箱，上面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火车票，是我当年去北京上大学时留下的。
我们围过去，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东西：发黄的成绩单，褪色的照片，还有我们写给父母的信。
有一张是八十年代初全家福，那时候照相还是稀罕事，是父亲单位组织照的。照片里，母亲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确良衬衫，头发还是黑的，扎着两条小辫子；父亲一身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我们五个孩子从大到小排开，像台阶一样，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大姐拿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这是妈的账本。＂那本子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毛了，上面布满了指印，可见是常常翻阅。
我接过来翻看，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收入和支出。母亲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有些数字写得不太规范，但都记得清清楚楚。
＂1984年3月，大妞上班第一个月工资30元，留10元零花，交20元。＂
＂1985年9月，二妞考上卫校，学费200元，布料15元，车费8元，预备金10元。＂
＂1987年6月，建军工地干活，腰扭了，买药8元。＂
＂1989年1月，建新去广东，车费50元，零花钱20元。托李婶捎去一双布鞋和两件毛衣。＂
＂1991年8月，小五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学费800元，生活费300元，火车票48元。＂
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每一个数字，都是母亲的牵挂。翻到最后，竟然还有我们各自婚后的记录：
＂1999年5月，大妞女儿上初中了，成绩不错，买了一套新书包和文具。＂
＂2001年12月，二妞儿子感冒，煮了红糖姜水，叮嘱多喝水。＂
＂2004年4月，建军买了小车，要注意安全，不准喝酒开车。＂
＂2006年11月，建新公司效益不好，给他寄去腌咸菜两罐，让他省着点。＂
＂2010年3月，小五媳妇怀二胎了，多吃点有营养的，注意休息。＂
我的眼睛湿润了。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她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记在心里，记在这本发黄的账本上。
她不会华丽的表达，但她的爱，就藏在这些简简单单的文字中，藏在那些不经意的叮嘱里，藏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唠叨中。
这才是母亲，平凡而伟大，朴素而深沉。
夜深了，我们各自回房休息。这是母亲走后，我们第一次在老家同时过夜。
躺在儿时的床上，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耳边响起母亲轻声哼着的小曲儿，那是她织毛衣时常哼的老歌，＂绣金匾，绣银匾，绣个麒麟送情郎...＂
第二天醒来，不知为何，我突然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打湿了枕头。
我想起母亲的笑容，想起她粗糙的双手，想起她做的饭菜，想起她站在门口目送我远去的背影。这些年，我一直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更别说好好陪陪她了。
每次打电话，母亲总是说＂没事没事，你工作要紧，有空再回来。＂她从来不会抱怨，不会责备，只会默默地等待，然后在我回家的那一刻，眼睛亮得像星星。
而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再也没有人在村口等我了。那个总是为我们操心的母亲，那个坚强而温柔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早饭时，我们兄妹五人又聚在一起。大姐已经做好了稀饭和咸菜，还有母亲生前爱做的麻花。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
＂大姐，这老房子，我觉得不能卖。＂我突然说道。
大家都看向我，包括昨晚提议卖房的二哥。
＂昨晚我想了很多，妈虽然走了，但只要这个家在，我们就还有回的地方。不管我们走得多远，这里永远是我们的根。＂
二哥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我昨晚也想通了，妈和爹的心血，咋能说不要就不要。＂
大姐欣慰地点点头：＂我寻思着，这老房子，我和你们大哥住着就行，你们有空就回来看看。＂
二姐插话道：＂我医院离这不远，每周都能回来转转，帮着收拾收拾。这院子里的槐树，可是妈亲手栽的，说是要看着咱们一茬一茬长大。＂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渐渐变得轻松起来。大哥说要给屋顶重新修修，二哥提出要给院墙粉刷一遍，二姐说要把母亲的花盆整理好，我则建议把老屋的电线重新布置一下，装上太阳能热水器。
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
饭后，我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东西：一个相框，里面是我们全家的合影，是母亲六十大寿那天拍的。
照片中的母亲满脸皱纹，但笑得格外开心，我们兄妹五人和父亲围绕在她身边，像一颗大树和它深深扎根的枝丫。
那天是2010年农历八月十五，也是母亲的农历生日，正好赶上中秋节。我们兄妹五人难得聚在一起，各自带着儿女，把老屋挤得满满当当。
母亲格外高兴，一大早就张罗着蒸馒头，包饺子，炖大块的肉。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来回忙碌着。
我抓住她的手说：＂妈，歇会儿吧，让我们来。＂
她笑着甩开我的手：＂你们能干啥，城里人，连柴火都不会添。＂然后又转身去厨房了，不一会儿，厨房里就传来了铁锅与炒勺相撞的声音，还有葱姜蒜爆锅的香气。
晚上，一家人围着一盏老式的台灯，吃着月饼，赏着月亮。母亲望着满院子的儿孙，眼里是掩不住的骄傲和满足。
大姐递给母亲一个红包，说是她和大哥一起准备的，里面是600块钱。二姐和二哥也各自拿出红包。轮到我时，我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妈，这次回去，您和我一起去北京住段时间。＂我说，＂带您去看天安门，去逛王府井。＂
母亲摆摆手：＂不去不去，我这老婆子，去北京干啥，人生地不熟的，添乱。＂
我坚持道：＂您都没去过北京，这回必须去。再说了，孙子孙女都想您了。＂
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的？那丫头还记得姥姥？＂
我点点头：＂天天念叨着呢，说姥姥做的饺子是最好吃的。＂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好好好，那就去看看＂。然而，那张火车票最终没有用上，因为母亲说农忙时节走不开，等秋收后再说。
而现在，一切都晚了。
＂咱们把这张照片放在堂屋正中央，让妈看着咱们。＂我说。
大家都同意了。大哥找来锤子和钉子，把相框稳稳地挂在墙上，刚好对着门口，任何人进来都能看到。
照片里，母亲的笑容那么温暖，那么慈祥，好像在说：＂孩子们，好好的。＂
临走前，我们在母亲的坟前磕了头，每人说了些心里话。我双手合十，低声说：＂妈，您放心，这个家，我们会守着。您的儿女，会互相照应，不会让您在九泉之下操心。＂
说完，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宁，仿佛母亲就在身边，默默地听着，默默地祝福。
风轻轻吹过，坟前的纸钱飘起，像一只只白蝴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回应。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想起了那本褪色的账本，想起了母亲记录的每一个细节。
或许，爱就是这样简单而朴实的东西，不需要惊天动地，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日复一日的牵挂和守候。
我拿出手机，给大姐发了条信息：＂下个月公司有三天假期，我带媳妇和孩子回来住几天，带点北京特产。＂
大姐很快回复：＂好啊，到时候我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再炖个萝卜汤。建军说要休假回来，你二哥也说要回来，咱们又能聚一聚了。＂
我笑了。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回忆，还有那个永远温暖的家，和我们之间割不断的亲情。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
列车继续向前，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暮色渐渐降临，天边的晚霞红得像火，又像极了母亲年轻时爱戴的红头绳。
我知道，生活也是如此，有聚有散，有得有失。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手中有情，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那晚在梦中，我又看到了母亲，她站在老家的院子里，身后是那棵高大的槐树，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脸上留下斑驳的影子。
她正在晾晒玉米，看见我回来，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笑着向我招手。我走过去，轻轻抱住她，说：＂妈，我回来了。＂
她拍拍我的背，就像小时候那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醒来时，枕头是湿的，但心里却格外踏实。窗外，北京的天空一片湛蓝，远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永远会亮着灯，等我回家。那就是母亲用一生的爱铺就的路，通向我们共同的记忆和永不分离的亲情。
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回到那个小院子，和兄弟姐妹一起，在母亲的照片前，讲讲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让她知道，她的孩子们，依然团结，依然相爱，如她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