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5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娱乐版刊登了一则短消息：张国焘死于加拿大。
这些媒体称，张先生看起来名不见经传，但那个让我们又恨又怕的东大红色团体，就是他参与创立的。
毛先生大家都知道吧？这位张先生曾是他的劲敌，还一度在斗争中占尽上风呢！
更让这些外媒狂喜的是，一个牧师透露，张国焘死前疼痛难当，又是忏悔，又是想入教，他们激动地宣称：“这个无神论者投入主的怀抱啦！”
外媒一直仇视却又奈何不得教员，现在好不容易给这种眼中钉找到了“对手”，他们是激动万分。
虽然外媒一贯喜欢造我们的谣，但在这件事上，他们并没有夸张。
1960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在北京见了教员一面。
那时候，咱们新中国的农业遭遇了两年的水旱灾，一半的作物被毁；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工业机械供应被切断，三百多个重点工程合同被撕毁，处境十分艰难。
但是当时和斯诺谈话的教员，对中国的未来却很乐观，谈话中他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极有感染力。
看着教员如此情况还能保持乐观，斯诺就忍不住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斯诺预料的是，教员的，是1935年草地分兵的时候。
这个教员一生中至暗时刻的缔造者，正是张国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
在去往约定的懋功两河口路上时，战士们看到了许多奇怪的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教员很奇怪：“你们怎么觉得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干部：“这是用‘张主席公式’推算出来的。”
所谓“张主席”就是张国焘，“张主席公式”则是他发明的一个口号。
因为在鄂豫皖和四川打当地军阀十分顺利，红四队伍扩张很快，学物理的张国焘总结了个公式：每支部队出去开辟根据地，平均人数至少翻5倍。
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四川后，决定联络在当地的红四会师。
张国焘就拿出自己的公式，把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作为宣传口号。
从事后看，这是张国焘故意在给中央红军挖坑。
因为他和中央一直有电报往来，他很清楚红一在蒋校长几十万大军的追杀下，作战条件远比红四艰难，兵力锐减严重。
拟定口号的时候徐向前就质疑说，他们一路过来很难，就算出发的时候有30万，现在也不可能这么多了，还是留点余地吧？
但张国焘老阴阳人了，他说中央是老大哥，比我们多5倍是肯定的。我们的队伍都扩大了到了8万人，红一方面军怎么也得有40万，我说30万已经是留有余地了。
其实张国焘是故意拉高大家的预期，四方面军的战士对中央希望越大，到时候失望就越大，以此抬高自己的权威。
会师时早上下起了大雨，但所有中央领导人都迎出了三里之外，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一字排开等着，可以说是给足了张国焘面子。
很快，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骑着马，飞驰而来。
张国焘人高马大，仪表堂堂，面色红润，身上肉滚滚的，看着就滋润。
而此时的教员憔悴无比，头上是深深的皱纹，军服上也打满了补丁。
李德回忆说，张国焘“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不过，农民出身的红四的指战员们非常淳朴，没有因为中央红军物质条件差就歧视他们。
战士们看到中央红军的同志们衣服破破烂烂，立刻把自己的好衣服拿出来相送，把自己的干粮和水拿出来分享，甚至在晚上宁肯自己睡在房子外面，也要把屋子给中央红军的同志们住，场面非常感人。
晚上的聚餐喜气洋洋，大伙儿都嗨了，教员乐呵呵地在餐桌上开玩笑，说“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的”，博古作为不吃辣椒的江苏人赶紧出来反驳，现场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晚饭之后的深夜，张国焘专程找到朱德一番长谈。
朱老总为人坦诚，一五一十地说了一方面军的底细。他说长征以来损失惨重，但是能坚持到现在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看到四方面军的队伍如此强大，他很高兴，同志有就是我有，革命力量一定会再次壮大起来。
当时从教员到一方面军，的确都是最衰弱的时候。
现在咱们回头看四渡赤水全程的操作，可以说是惊为天人，3万戏耍40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你就算开全图挂去打，也打不出来的水平。
但是这些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的精力才一点一点还原出来的，当时的人，尤其是基层的战士，并没有上帝视角。
从他们的视角看，四渡赤水的两个月里，他们是天天都在走路，弯弯曲曲的没有尽头，一天四五十里。
而且还不是直着走的，有时候要迂回，有时要佯攻，有时还在兜圈子，经常是敌人没有碰到一个，光走路就累趴了。
根据李德的回忆，他常常累得不想动了，躺在场院里，哪怕附近落了炮弹下来，他也是翻个身继续睡。
生病的、累垮的，比战斗死伤者多得多。
而且上面的指令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要去黔北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变成了川西北，一会儿又是川黔边。
红军有军事民主的传统，但在这种存亡关头也没空跟大伙儿解释，只能是先执行了再说。
战士们的怨气与日俱增，101当时就埋怨教员老是走“弓背路”（多余的冤枉路），101甚至给军委写了封信，说建议换彭老总来当前敌总指挥。
为此中央不得不专门在会理城开了个会，教员在会议上生气地教训101：“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等到跳出包围圈时，战士们也只是知道自己成功逃了出来，并不知道他们刚在教员的指挥下，完成了一场战争史上的奇迹。
只有少数几个掌握全部信息的高层，才知道他们是如何逆天翻盘的。
到了和张国焘会师时，红一基本“只剩下了一个骨头架子”，朱老总的话很真诚。
可这段话在张国焘听来，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因为刚会师的时候，张国焘特地问了周总理一嘴，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总理防了他一手，故意往多了说，说有三万。张国焘很得意地对总理说：我们有八万。
张国焘内心觉得，人数的多少，足以证明领导能力的强弱。
你们才这么点，我可是有八万人，要是没有我的接济，中央红军就垮了，所以你们得感谢我，得听我的指挥。
况且，张国焘专横惯了，对中央红军这边的几个领导，张国焘都看不上，很早之前就有过矛盾。
南昌起义时，张国焘曾作为特派员去南昌叫停起义，大家极力反对，周总理更是生平第一次对同志拍了桌子，怒斥张国焘。
至于教员，张国焘和教员初次见面其实很早很早，但自始至终，他就没把教员放在眼里过。
论出身，两人都是乡下来的“北漂”。
只不过，教员在老家是务农，而张国焘家族却是江西萍乡的世家，祖产丰厚，全家吃穿不愁。
论资历，两人都拒绝出洋留学，也都以北大为革命起点。
然而，教员因为家境和偏科，只能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领着一个月8元的薪水。
张国焘却从预科班一路读进物理系，既是学生会长，又是南陈北李共同的得意门生，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
论能力，两人各有千秋。
教员善于和农民对话，坚持农民武装的斗争路线；张国焘的强项是工人运动，为了学习沟通技巧，他专门拜一个传教士为师，从他那学到了如何放低高材生的姿态、如何把控听众情绪，如何“造梗”。
张国焘很快就在各个组织里崭露头角，在北大的图书馆高谈阔论，而这时候的教员，只是待在角落里听他们讲话的，操着一口福南口音的年轻人。
教员那时就认得张国焘，但张国焘压根不记得有教员这么一号人。
在一大时，张国焘是陈独秀、李大钊委托的会议主持人，教员则是代表中不起眼的一个，张国焘只记得教员是一个穿着布长衫的白面书生。
1921年末，24岁的张国焘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这次见面，让张国焘成了中共乃至国际共运里最有前途、最炙手可热的青年。
可以说，从参加革命以来，张国焘就一直风光无限，没怎么受过挫折，仿佛氪金玩家，天选之子。
他也早就习惯了当领导发号施令，控制欲极强，也有一套拿捏人心的手段。
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之后，张国焘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经常利用政治手腕排除异己，动不动杀人。
张国焘当时为了拿到整徐向前的材料，趁着徐向前在前线打仗的功夫，指使保卫局把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抓起来严刑逼供。
程训宣受尽折磨也不肯说徐向前一句坏话，保卫局的人拿不到证据，觉得徐向前回来无法交待，就把程训宣给杀了。徐向前作为统帅，居然连过问的权力都没有。
在鄂豫皖，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发展出十多万红军，和中央苏区规模相近，功勋卓著。
会师之后眼看中央如此虚弱，张国焘的权力欲又开始作祟了。
更要命的是，张国焘在苏联的时候，就和王明、博古有旧仇，博古也是个喜欢找事儿的主。
张国焘蛊惑自己的部下，说中央军是洋鬼子，修洋头，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两边的摩擦很快开始了，当时张国焘擅自弄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违反组织纪律，中央批评了他，张国焘心里很不爽。
过了两天，博古又跑来说四方面军内部还有等级观念和打骂现象，博古特别喜欢上纲上线，上来就扣了一顶军阀残余的大帽子。张国焘更不高兴了，强硬地拒绝接受博古的批评。
没过多久，张国焘也开始让下面散布流言，攻击中央，说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不然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呢？所以咱们两边的军事指挥根本用不着统一。
博古也不消停，反唇相讥，你们好到哪里去，你们不是也退出鄂豫皖苏区了吗？他指责四方面军的战略撤退是“逃跑主义”、“土匪作风”。就跟他刚到中央苏区时指责教员一样一样的。
很快，两边的火气都被激起来了，张国焘马上改口，要求统一指挥，但是由四方面军这边主导，强势向中央要权。
从7月9号到7月18号，四方面军这边连续多次催促，说为了统一指挥，希望调整司令部的任职，让徐向前同志当副总司令，陈昌浩同志当总政委，等等等等。
中央想回避这个问题，部队先北上再说。
因为现在他们在川西北地区，这里地广人稀，没多少粮食，而且因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藏族同胞有严重的民族矛盾，群众工作都做不了，待在这里白白挨饿。
但张国焘故意按兵不动，一副你不交权我就不走了的意思。
如果是一般的对手，八成要被张国焘拿捏，被他逐渐控制。
但是，张国焘这次的对手，是教员。
3争权夺利会师不久后，教员就因为西北联邦政府的事情试探过张国焘，他没有像博古那样一根筋地打直球，而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跟张国焘谈论这个“联邦”是和谁联的问题，中央吗？
教员故意问张国焘：“我归你吧？”
张国焘想也没想：“你归我呀。”
他说这话的时候半是开玩笑半当真，这态度立刻让教员警觉起来了。
多少真心话，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的。
现在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连番催促，教员知道肯定是张国焘在背后搞鬼，但现在不让步，部队就动不了，那就必须做出妥协了。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张国焘也是个人精，你给一般的职位给他，他肯定不满意。
但你如果真的给张国焘足够高的实权，他就很有可能凭借这股权力控制中央红军，因为红军是讲究组织纪律的，哪怕湘江战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李德博古在瞎整，也必须令行禁止。
教员找到张闻天和周总理一起分析，如果给张国焘军委副主席，他肯定不乐意，张闻天一着急，说，那把我这个总书记位子给他好了。
教员立刻反对，不行，给他总书记会出大麻烦，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
现在的总政委是周总理，总理当时还生着病，他一点也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爽快地同意了。
最后，张国焘当了总政委，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是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都归其指挥，四方面军的指挥部直接变成前敌总指挥部。
等于是四方面军拿到了军事大权，中央反而成了配合四方面军的从属地位了。
对教员这边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
但是，张国焘还不满意。
红军原本的计划是迅速北上，四川西北部有个重镇松潘，控制着从四川向北去甘肃南部的要道。
原本这里的敌军较少，拿下这里就可进可退。
但这时候的张国焘满脑子夺权，他要求召集会议，全盘检讨党的工作，说政治局需要统一意志，并且选一些新人加入中央政治局。
所谓的检讨，翻译一下其实就是你们是错的我张国焘是对的，不然你们部队怎么就剩这么点了呢？
所谓的新人，其实就是安排四方面军的干部进中央政治局。
这显然是想要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
开会的时候，双方吵成了一团。
之前遵义会议的时候，只检讨了李德博古掌握中央后的军事错误，没有明确地检讨李德博古的政治错误，只是后来教员出来主持工作的时候改了政治路线。
实际上李德博古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都是错的，没纠正是因为那时军情紧急。
结果现在这点不明确被张国焘拿来大做文章，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政治路线对了，军事却错了的事儿呢？在他看来，遵义会议之前中央是错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还是错的，不然怎么红军越打越少呢？
那如果你们政治和军事都错了，为什么不调整一下，让正确的我们这边的人进去呢？
会开到最后，张国焘图穷匕见，要求把四方面军中的9名干部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果真的答应了，那加上张国焘自己，四方面军就是十个人，在政治局里变成多数，那就是他张国焘独揽大权了。
在这种紧急的时候，教员再次巧妙地做出让步，部分妥协，提拔了几个，其他几个候补，看上去满足了张国焘，但实际在政治局内张国焘的人还是少数。
就因为张国焘在内部忙着争权，军事上红军没有迅速集结在一起，反而让胡宗南亲自到了松潘，修好了防线，胡宗南自己把司令部设在了城南山头。
等到了7月底，胡宗南的两个师还有薛岳的部队也来了，三面包夹红军。
这仗已经打不了了，只能放弃。
没有拿下松潘，导致红军不得不踏入松潘草地，从这里北上。这里是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形，人烟荒芜，村落无踪，而且气候恶劣，食物短缺，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沼泽被活活吞噬。
在张国焘的要求下，红军分成了两路。
左路军是张国焘加上中央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朱德和刘伯承被迫跟着张国焘一起。
右路军是教员这边的中央部队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四方面军，两边分别过草地。
红军出发的时间是8月份，恰逢雨季，本来就恶劣的松潘草地变成了一片泽国。
“过草地”就此变成了凶险万分的死亡行军。
4草地分兵部队进了草地以后，就没有一天是不下雨的，雨水让前进的路变得极为艰险，有的地段连着几十里水深都没过了膝盖，当地向导都找不到路了。
行军过程中战士偏离路线被沼泽吞噬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时候赶上冰雹，茫茫草原上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时候大伙儿走了几个小时，结果却发现走回了原点。
之前张国焘引发的争论拖延了一个月之久，导致有些部队刚出发粮食就告急，进草地几天就吃完了，只能靠煮皮带，挖野菜过日子，不断有战士喝了有毒的水而牺牲，有的时候甚至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了。
唯一好的是，右路军这边教员和徐向前、陈昌浩合作融洽，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过了草地，还打了胡宗南一个出其不意，把红军北上甘肃的路打开了。
这时候，右路军在巴西、班佑修整，就等张国焘的左路军过来汇合了。
然而，左路军那边处处碰壁，又是地图错漏百出要重新考察，又是被敌军阻拦，最后又碰到了大雨导致一条小河沟河水暴涨，变成了一丈深三百米宽的大河。
朱德和刘伯承坚决要求前进，但张国焘不打算过去，反而掉头回去了。
收到消息以后，徐向前大吃一惊，他觉得张国焘是在找借口，因为四方面军有一个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过去。
教员等人更是心急如焚，因为国民党军正在赶过来，北上的通道随时会被堵住，不能在这里干等。
教员知道，张国焘故意折返，其实就是不同意去陕北的计划，他觉得陕北啥也没有，不想去过苦日子，他觉得四川是老根据地，他们熟悉，队伍里很多也是四川的兵，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更稳妥。
但是，在教员看来，稳妥其实是在走失败的老路，看起来凶吉未卜的陕北，反而是死中求活的出路。
而且，川军是典型的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看上去战斗力差，但一旦碰到外部力量进入四川，川军的抵抗会极为顽强，到时候被堵在四川门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就完蛋了。
教员很快给张国焘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让张国焘赶紧过来会师。
可张国焘不仅没有理睬，还反过来发了封要求右路军南下回来的电报。
陈昌浩收到电报以后，已经准备按要求南下了，徐向前夹在中间，没有表态。但陈昌浩是政委，对军事行动有最终决定权。
教员知道这个消息后，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疲倦无比。
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被带着一起南下，那就是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逃出来中央红军再次陷入绝境。
甚至，可能都等不到兵败的时候，回去一旦和张国焘合军，张国焘必然旧事重提，不掌控中央誓不罢休！
可是，如果不回去，那中央红军就只能自己北上了，一万人北上比起八万人北上，难度显然高了好几倍。
更何况，朱德和刘伯承还被张国焘捏在手上呢，如果自己走了，张国焘会不会加害他们？那岂不是我把自己的同志置于险境？
此刻明明没有任何战斗，但情形却比打仗的时候还要凶险，教员焦虑不安，备受煎熬。是走，还是留？
就在这个时候，前敌总指挥部突然收到了一份张国焘发来的重要电报。
电报到的时候，陈昌浩正好在讲话，而且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顺手就递给了旁边的人。
这个人，叫叶剑英。
叶剑英迅速看了一眼，内心已经天崩地裂，但他极为沉着，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了口袋，故意等了一会儿以后，才说要去上厕所。
刚一出门，叶剑英就飞奔找到了教员。
教员看完电报以后也极为紧张，拿出铅笔和卷烟纸把内容记了下来。示意叶剑英赶紧回去，叶剑英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指挥部，陈昌浩还在讲话，没有发现。
这份密电的原件，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但根据教员在1937年的发言，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意思是，要右路军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
这正是教员设想中最坏的结果！
张国焘已经亮出了獠牙，现在是不下决心也得下了，迟则生变，没办法，只有孤军北上一条路了。
下定决心之后，教员又去了一趟前敌指挥部，想着在最后时刻，再争取一下徐向前。
教员没有进屋子，站在院子里问了句：“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没听出来教员话外之音，委婉地说两军既然已经汇合，就不宜再分开了。
教员没有再说，默默走了。
半夜，中央军不辞而别，独自上路了。叶剑英临走前还机智地把全军唯一的一份甘肃地图也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顿时乱作一团。
有部队赶紧去追，还打电话回来问，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徐向前果断一摆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情绪激动，他让副参谋长李特赶快带一队骑兵，去把那边属于四方面军的人都追回来。
李特的骑兵全副武装地追上了中央，拦在路上，对着四方面军的人喊话，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
听到这话，李德不爽到了极点，张口就和李特对骂起来。
彭老总更是脾气火爆，和李特吵得差点掏枪，眼看情形愈演愈烈。
这个时候，教员站了出来，冷静地命令放开李特，让战士们自己做决定吧，愿意北上的跟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就回去。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四方面军普通战士不知道张国焘争权夺利的事儿，但他们都很怕张国焘，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们沉默地移动，沉默地靠向李特，沉默地和一方面军告别。
回首几个月前相会时的喜悦，这次的分别没有笑容，没有鲜花，甚至没有道别的话语，他们跟着李特向南，逐渐消失在了漠漠荒野之中。
八万四方面军，没人跟着教员走。
教员坐在马上，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心头。
想象一下，你刚刚在绝境中完成了一个不世之功，可只有少数人认可你的贡献，知道你的不容易，大部分人并不了解。
最让你心痛的是，同为共产党的另一支队伍以势欺人，时时刻刻想着夺权，你为了大局一再忍让，甚至做出原则性的退让，可他却不领情，绑架了你的同志离你而去，还想要加害于你。
你只能带着这一支孤独的军队，去往前途未卜的北方寻找出路。
谁也想象不到，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举目四望，天地之大，不知何处能有一个容身之所。
这是教员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那种不被理解和承认的孤独感，难与外人道。
换了任何一个人，这种时候埋怨、抓狂，甚至崩溃都是可能的。
可教员不是普通人，他知道现在大家还在等着他的计划，无论中央红军的全体指战员们现在是什么心态，他作为领袖决不能泄气。
他设想过很多方案，在陕北尝试站住脚，如果陕北也站不住，可以再往北背靠苏联，甚至去外蒙古，去更偏僻的地方播下火种。
他设想过千百种充满危险和绝望的可能，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过放弃。
5柳暗花明为了更好地执行命令，教员把仅有的人编制压缩，方面军改成了支队。
因为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任何和国民党大部队的接触都要避免，尽量不要战斗，轻装简行，越快北上越好，只打绝对必要的仗。
按照教员的规划，部队星夜兼程，战胜了必经之路的敌人，一路走出了藏区。
等到了汉人区域后，他们还从老百姓那里得知，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和一块根据地，和当地百姓关系很好！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0月7号，红军成功翻过了六盘山，这是他们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山了。
教员站在山头。
远远望去，山的南边到处都是麦田，一片黄色的土坡。而山的北边则是光秃秃的山岭，满眼黄土。
六盘山好似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目标就在前方了，一年多的艰难坎坷，终于看到了踏破它的那天。
当时正是秋高气爽，山上的风让教员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之前无数的委屈，长期压抑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如山洪般倾泻而出。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1月2日，教员带着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和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了。
徐海东也是张国焘的部下，但两人作风完全不同，听说中央来了，他主动过来迎接。教员说中央现在经济困难，给徐海东写了一张2000元的欠条，想借点钱。
徐海东当时手里只有7000元，但一听这话，当即决定送5000给中央。
这份雪中送炭的大功，让教员记了一辈子。
中央一到陕北，就处理了当地的肃反错误，把一批将要处死的干部救了下来。
其次，当时赶上东北军被蒋校长逼得过来打红军，红一和陕北的红十五紧密合作，把东北军的先头部队全歼，秀了一下肌肉。
随后，教员带部队东渡黄河，打了一下晋南地区，一口气扩充了8000多人，筹到了几十万元，从此在陕北站稳了脚跟，红军活了下来。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而另一边，张国焘南下之后不仅私自宣布另立中央，还强迫大伙儿表态，自己拟了个文件，要开除教员、总理、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党籍，眼见得是气急败坏了。
这个时候，教员之前提出的用总政委换总书记显得很有远见，因为张国焘如果这时候是总书记，他开会成立的伪中央，程序上就是合法的了。
南下果然如教员所料，张国焘只是在一开始打了一些胜仗，但一到了要进入川西平原的时候，原本一盘散沙的川军居然抱成一团，打得极为坚决。
四川军阀刘湘下了死命令，川军和红军在百丈关打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红军惜败收场。
还没等到喘息，蒋校长又带着精锐过来围剿，无数指战员因为张国焘的错误吃尽了苦头，刘伯承都险些牺牲。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中央，他们出面调解矛盾，支持教员。
共产国际的支持给了张国焘一记暴击，在反复多次，损兵折将之后，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他不情不愿地到了延安。
大家虽然把张国焘一顿批判，但还是给了他边区政府副主席的位子。
可张国焘自己选择了私自出逃去国民党那里，做了叛徒。
张国焘叛逃后，边区政府开除了他的党籍。
为了表示对这个叛徒的鄙夷，相关的公告都没有登在边区报纸的头版，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里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登的。
从那以后，张国焘处处碰壁，曾经搅动一片风云的他，再也没登上任何报纸的重要版面。
而经历了这番挫折的教员，已经彻底脱胎换骨。
在此后的漫漫长路上，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无论面对怎样的敌人，教员始终都是一副斗志昂扬，永不言弃的积极姿态。
在那片黄土高原上，重回正道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