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成都，文革带来的“热情”尚未散去，广大青年仍在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去农村寻找自己大有作为的天地。美丽的成都姑娘——文秀，也是其中之一。天真烂漫的她怀揣着梦想，来到了荒凉的四川边远地区。
原本在奶粉加工厂工作的文秀被组织选中，离开场部，寄居在老金的帐篷里日日学习牧马。渺无人烟的大草原不仅物资匮乏，连洗澡都非常艰难，而且还需要时不时变更住处，居无定所。在这样无边的孤独与寂寞的浸泡下，文秀对于革命的热情消耗殆尽，更多的是在日复一日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间。半年过去，场部约定来接文秀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兴奋地收好自己的行李，围上红丝巾，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翘首以盼，但愿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使得她特别沮丧，回城的欲望也因此愈加强烈。直到有一天，她在供销员那里知道了许多女知青通过“特殊关系”回城的消息，孤立无援的文秀意识到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打开门路了。在供销员的怂恿下，献上了自己的处子之身。然而这样一根救命稻草却压根没有给文秀带来任何的希望，而是换来了另外权利更大更有关系的“关紧”之人。就这样，文秀一次次把自己献给越来越多闻声而来的“关紧”之人，彻底沦为了草原上男人的玩物，只为了换回家的一道批文。善良的老金看着文秀一步步走向深渊，明知道文秀一次次被玩弄，却有口难言。文秀流产后想要通过自残来获取回城的机会自己却下不了手时，请求老金帮助她，此时愤怒的老金把枪口对准了文秀，结束了文秀的生命，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完成了一场人性的无奈救赎。
老金
二十年后，当时代的创伤与热情隐去，文革退化成为了遥远的背景，只剩下个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无法自持造成的满目疮痍。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被遗忘之后，失语的“文秀们”在历史在罅隙中同样也是一个被遗忘的所在。还好，严歌苓做了尝试，她试图在“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纠葛中寻找矛盾的突破口。严歌苓自己的移民边缘身份，让她格外关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过着“主流”和“中心”之外的边缘人的边缘生活，这些人或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过人的长处，还可能拥有许多无药可救的诟病，但他们仍然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
藏民老金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位很具争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土著牧民，年轻时与人打架致残，丧失了性能力。场部为提高知青的放牧水平，经常让老金挑一些人跟着学习，文秀便是其中之一。但到了放牧点文秀才发现，“帐篷只有一顶，她得跟老金一起搭伙住”，然而场部领导让文秀放心，因为“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可就是这个不算男人的男人，却给了文秀最大的关爱。当文秀面临被其他牧民侵害的危险时，他拼死救护。看到文秀被当权者凌辱，他内心的悲愤常常超过文秀自己。在文秀每次受辱之后，也都是老金默默承担照顾她的责任。最后，当文秀决心自残却舍不得下手时，又是老金帮她结束了生命。将文秀打死后，老金烧了一池子温水，将文秀放入其中，希望能帮她洗去在人间遭受的屈辱，自己随后也开枪自杀。老金是一个“不算男人的男人”，作者让这样一个“失了根”的人去承担起人正直善良本性的重任，这无疑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极大讽刺。他对文秀的爱也始终在男女之情、父女之情的边缘游走，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默默观望，他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被颠倒的社会抗争，把糟蹋文秀的恶人的鞋子烧掉，在帐篷门口放干刺藜，巴望着能刺出某人一身眼子，但这些举动都是徒劳，因为文秀未曾把一丁点儿希望寄托在老金身上，“卖也没你的份”不仅揭示出老金男性身份的尴尬与无奈，也昭示出他同样也是时代的弱者，他甚至连比自己弱小的文秀，都保护不了。
在被凌辱之后，文秀常常试图通过洗浴来保持自己的天真与纯洁，老金赐予的“天浴”尽管被赋予了男性窥探的眼睛，但却因老金的被阉割而被极度纯净化了。严歌苓和一群女孩曾自发的守护着吃安眠药“畏罪自杀”的女作家，替因抢救插管子而不时赤身裸体的她盖着毯子，这期间有一个二流子为掀起被单看她而故意把烟头掉在被单上，“很脏的男人的眼光”在还是女孩的严歌苓心中刻下很深刻的印痕。这些难以磨灭的文革记忆经过长期的人生反刍演绎为“人性丑恶的一个符号”，而这种形而上的意念又转化为具体的发生在文秀身上的故事。在文秀流产躺在医院，身上血还未干的时候，张三趾闯进她的房间，将她强奸，而此时的老金，无助感更甚，因为这样的惨剧中，身边的医护人员也参与其中，这些人拦着老金不让他进去，眼看着惨剧的发生。在时代的狂热下，人性中最起码的善良与悲悯退化的程度往往令人发指，这也是生而为人，最深的悲哀吧。
一次“天浴”成为文秀放牧生涯极少有的美好生活的象征，这个作者严歌苓与电影导演陈冲均重点着墨演绎的细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在大草原上天真纯洁，拿着万花筒张望世界的清纯少女形象，然而，当这纯洁的羔羊被作为历史的献祭品被一次次推到政治肆虐与欲望交织的人性丑恶面前时，少女命运的逆转与变化就愈加令人触目惊心。预期半年后可以回场部的愿望落空了，文秀被历史和现实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生存的选择。在此之后，故事急转直下，事态发展让人措手不及:没有阴谋与单纯的较量，没有复杂与简单的胶着，甚至来不及在纯洁与堕落中纠结，在每个看故事的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文秀已经被裹挟着陷入了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她的献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无斟酌和利益权衡可言，单纯的文秀慌不择路的交出了唯一的筹码。
非常态的历史给予了人们非常态的人生经历，从那个以猩红色做底的文革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有着深刻而伤痛的经历。对于严歌苓来说，当时的她虽然仅仅幼年，但是艺术家出身的背景，让她天然对于苦难有一种理解的悲悯，那些血腥，死亡和屈辱对于她，已经是生命中最深刻的烙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不难理解为什么诸多的“文革”写作会成为她以后思考世界的独特方式。
“那个时候才九岁，我觉得很恐怖，当时我能感觉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与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在忆及当时目睹的一次女性自杀事件时严歌苓如是说道。那个年代的经历成为一种梦魇缠绕在严歌苓的思维中，即使在远离事故发生地移居美国之后，这梦魇般的记忆依然没有消失，而是化身成为文字，“永远永远地融合”在她的作品里。
在文革中，文秀不是唯一一个受此凌辱的的女孩，《天浴》也仅仅是那个穷形尽相，并不遥远却被人们淡忘到彻底的“史前”岁月的历史底本。场部那些女知青的未来同样被操控着，可是她们往往是在这样权力的压制下失语的，这样的政治话语与男权社会的双重夹击下，文秀们只能依靠最原始和最屈辱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
《马太福音》中说：“引导我们走进罪恶的，不是罪恶，而是我们自身”。《天浴》中对于人性残酷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站在这之外，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起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什么？是荒谬的时代抑或是懦弱的个人，答案不得而知。只是在这场人性与兽欲的搏斗之中，借助于权利的屏障，人性中的丑恶与贪婪，通过一个个像供销员，场党委，人事部这样的恶人被不断放大，酝酿出一部人性的丑剧。文秀本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小姑娘，却被历史洪流裹胁于西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做了一个放牧与“自牧”的牧马人。为了逃离凄凉空旷的草原回到城市，她天真地将自己的身体当成唯一的筹码，却只换来了种种冷漠的摧残。而作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并未止步于对苦难的控诉，在另一层面，她也同样把批评的匕首伸向了文秀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受难者自身，这也是她非常“毒辣”的地方。当老金指责她“你在卖，晓得不？”时，她的是“那也没有你的份”，她在这里专揭老金的短，此刻文秀的残酷，倒真如严歌苓在《老人鱼》中所批判的那样，是“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
露骨的人性丑恶与阴惨的时代痼疾，扭绞而成一条生存之链，绞杀着健全的人性，离异了正常的人格，将人渐次向非人蜕变。时代狂热而荒诞，人性沦丧与兽欲狂欢交织在一起，拯救缺席，只得用死来维持活着的尊严。而站在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只可以看着像文秀那样的清纯少女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溺死，变成时代的献祭品。
严歌苓在《天浴》的后记中说，“我看着人们披着理想的外衣，人性可以退化到什么程度”。当然，作为作家自身，还是对美好怀有无限憧憬的，所以她安排文秀用天浴来涤净自己，让两个人以最决绝的方式反抗时代的荒谬。不可否认，这是文秀与老金最好的结局，因为，“离开”总比“成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