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内地银幕上，因为思维逐渐的开放和影迷实际需求的冲突，具备激烈视觉效果的武打片、悬疑布局的侦破片、极度释放压力的喜剧片是当时国内影坛的三大主流。从1980年到1985年，常年占据国产片票房榜冠军的几乎都是这三类片源。1981年的票房冠军是《喜盈门》，1982年是香港内地合拍的《少林寺》，1983年是《武当》，1984年是《咱们的牛百岁》，1985年是同样的香港内地合拍片《木棉袈裟》。八十年代国内整个的社会氛围还沉浸在摆脱文革之后的集体心理舒缓和情绪释放中，在视觉冲击的感官刺激中能够获得的愉悦无疑是一剂兼具时间和效果的良方。不过，在1986年，当年的票房冠军却出人意料的是一部普法教育片《少年犯》。
作为典型的普法教育片，本片的投资仅60万元。但是影片上映后，全国的中小学以及教育团体组织学生观影，首先在教育系统就带来了极具震撼的影响，继而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口碑，最终力压北影厂当时投资高达数百万，由当红影星丁岚领衔主演的立体武侠片《侠女十三妹》夺得了年度票房冠军的宝座，显然，普法片打赢了武打片。《少年犯》的故事梗概也并不以巧妙繁杂为立足点，其实本片更像是一部视觉化的报告文学。它是内地影史上第一部普法教育片，而且创作者大胆将视角对准了未成年犯罪的话题。本片的导演张良是1955年影片《董存瑞》的扮演者，在其妻子王静珠的游说下开始启动影片剧本的创造。《少年犯》影片的诞生可谓一波三折，但是在张良王静珠的坚持努力下，影片终于顺利开拍。
不得不说张良导演的眼光之独到，他选择启用在押的少年犯在片中扮演少年犯。这种原生角色的运用显然避免了专业演员的职业视角和习惯思维。片中少年犯的扮演者因为自身的经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影片中再次经历自己人身的一段时光。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于自我认知的刻骨铭心。专业演员需要通过生活或者观摩乃至运用专业方式进入角色世界，而对他们来说完全不需要。通过张良导演对于这些孩子的表演培养和启发教育，演员们用最真实的表演方式诠释了最真实的人生场景，这让这部影片的社会真实性大增。中国影史上第一部普法片，同时也成为了当时最为成功的“寓教于哭”的电影。
影片的创作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根据当年的报道，八十年代初，社会上的青少年犯罪率呈现高发态势。而在当时还并不完善和完备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乃至法治教育的缺口下，少年犯罪的社会处置方式和教育处置方式都还显得苍白无力。少年犯管教所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历史产物，但是仅仅通过少管所当然不能解决少年犯的根本问题。影片通过女性视角把少年犯这一社会问题定格在家庭教育的缺失上，显然有着极为精准的视角。不过，作为社会最小单元，家庭并不能完全承担这一极具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真实后果。影片的结尾极具深意，当谢洁心完成工作回到家，却看到自己的儿子被警方逮捕的一幕，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会沦为少年犯。
影片的核心主题是要唤起观众对于少年犯的反思。任何缺失家庭关爱和教育帮助下的孩子，都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不过这也让影片陷入了一种简单思维的误区。似乎少年犯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少年犯个体。其实，作为家庭构成的主要因素，父母缺乏教育同样是少年犯出现的原因，这与父母有多高的知识储备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片中方刚出身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母亲都是教师，这在常理看来，他的家庭教育不存在因为知识水平的局限而产生的教育悲剧。电影的现实性就体现在这里，他是处在特定年代的故事，每个人物都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
少年犯背后有着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生家庭教育、法制意识普及、正确人生价值观引导等。这些问题即使放在今天，也同样是一些极具难度的问题。而《少年犯》作为八十年代的票房冠军，或许他的火爆并不仅仅是剧本好、导演棒、表演真能够解释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从来都非常高，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而影片在共情方面达到了一个前几年的喜剧片、武打片、侦破片达不到的高度，引发受众高度持续的情绪关注。虽然对于现实问题的矛盾挖掘还有一定局限，但是从当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影片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王冠。即便放到现在，他所带来的对于心灵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沉淀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