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 "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西安事变”那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1981年由成荫执导、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是，影片《西安事变》的创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1962年，北影厂导演成荫想把“西安事变”搬上银幕。成荫写了一个剧本提纲，请周总理审阅。1965年，周总理指示：片子可以晚些时候拍，可否趁很多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收集材料，先把剧本搞出来。70年代末期，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分别创作了话剧《西安事变》。两台《西安事变》进京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好评。文化部决定以话剧为基础拍成电影，并将任务交给北影厂导演崔嵬。筹备期间，崔嵬不幸病逝。1980年初，导演成荫接手《西安事变》的拍摄。成荫和编剧郑重决定重新构思和创作剧本，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例如影片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互相试探的一场戏：（杨虎城办公室）杨虎城自语着：“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委员长那里又不能交差。唉……” 张学良踱着步子，旁敲侧击：“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一枪，他们那里给让点地方……” 杨虎城听在耳里，面露喜色：“这倒是两全其美，好主意啊……”这场戏十分生动，但并非虚构，台词也是张学良的原话。影片中像这样有据可查的生动细节比比皆是。
影片《西安事变》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三十多个，历史上大都确有其人。摄制组分了几个小组，拿着原型人物的照片，跑了许多省市挑选演员。让成荫最费神的是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好不容易从东北找了一个，从外形上看非常像张学良，可是演来演去顶多像个营长，连团长都够不上！” 倒是孙飞虎发现原本饰演特务头子戴笠的金安歌与张学良有几分神似。孙飞虎让金安歌代替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对词，一试，很有少帅的味道。导演成荫也觉得好，于是决定让金安歌出演张学良。金安歌和饰演杨虎城的辛静都是话剧演员，拍戏时，带点舞台上的 “架子”。一天，拍张学良和杨虎城动员“兵谏”的戏。刚一开机，成荫就叫停。成荫问金安歌和辛静：“你们站定干什么？”金安歌：“观察一下，人员是否都到齐了”。成荫说：“为什么非要站定观察呢？一边脱大衣，一边走为什么就不能观察呢？” 金安歌回忆拍摄这场戏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虽然银幕上不过是几秒钟的戏，但站定不站定，得出的艺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人为的表演，后者是真实的生活”。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上映，观众多达四亿五千万。影片在香港连映二十多天，许多台湾同胞也赶到香港观看影片。这部影片以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歌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影片以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纪实性的表现方法，真实地反映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其中人物的真实活动和思想性格，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均有严格的史料依据。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的关系。编导者注意把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细致的性格刻画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了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
该片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
1982年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孙飞虎）、最佳化妆奖（王希钟、李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