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法国《巴黎杂志》的一部连载小说，在社会上引起来轩然大波，主角一位少女走向令人羡慕的贤妻良母，不该安于本分，而是一再从精神和肉体，走出婚姻背叛丈夫，受到“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指控。
这部小说《包法利夫人》除了爱玛作为女性热衷“婚外情”违反当时道德影响，还有个争议之点在于故事环境发生在“外省”，是相对与“巴黎”的另一翻风貌，这部小说还有个醒目的副标题叫做“外省风俗”。
1850年，在法国是火车运行的第一个世纪，火车加快了人、物和信息的流通，“外省”受到了外来的冲击，过去的小范围经济正在逐渐改变，爱玛就是这样一个身心思维酷似开放的巴黎青年，但无奈是个弱势女性，被迫于无聊的外省婚姻生活中。唯一的反抗，便是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荡妇”通奸偷情，身在“外省”，心在巴黎而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分崩离析。
2006年一部婚姻爱情的影片《身为人母》成为当年奥斯卡热门故事片，故事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城郊富有的小型社区，一位高知女性萨拉成为家庭主妇的面对现实婚姻和育儿，出现的精神困局。此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有一段萨拉对《包法利夫人》独特的解读，不禁让观众拍案叫绝读出现代包法利夫人的精神面貌和命运轨迹。
相隔150年的两位女性，她们展现的婚恋观和社会女性地位，在同样的女性意识反抗意识下，是否有命运的不同？
01、两个时代的“女性”婚姻束缚下的困局
婚姻束缚：爱玛一眼看穿的人生结局
19世纪在当书籍和报纸成为主要媒介传播“巴黎风尚”下的女性自由和狂野，爱玛看着窗外的牛羊农场，守着楼上楼下方寸之间，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是乡下医生丈夫的眼界。
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的责任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和美德为男人服务，为丈夫生育子女，满足丈夫的性欲望，下层妇女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这种男权社会为女性规定的传统角色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特别是用饭时间，她最忍受不了：楼下这间小厅房，壁炉冒烟，门吱嘎响，墙上渗水，石板地的潮湿。她觉得人生的辛酸统统盛在她的盆子里，肉香从她的灵魂深处，仿佛勾起别的恶浊的气味。”
福楼拜用真实的感官白描出爱玛内心感受，也正因此爱玛饱受争议，有老实的丈夫有温暖的房间还有佣人使唤，一位农妇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婚姻”在19世纪是女人最终的归宿，在“外省”乡下的艾玛身上却是枷锁，不仅嫁给了无所作为的查理医生，即便整个镇上其它男人，艾玛依旧会一样的结局。
困住艾玛的不是查理的无能，也不是金钱的虚荣、华丽服饰的形象，而是判定她一生方向，终结幻想的“婚姻”枷锁。
精神束缚：萨拉无所适从的日复一日
《身为人母》中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萨拉，是现代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女性，拥有高学历对人生有自己的见解，结婚后被困在社区大别墅中，终日围着老公、孩子转了三年，眼神黯淡无光，精神萎靡。
婚姻自由的年代，看似比包法利夫人享有身心自由，当她在家带了3年的孩子后，发现自己如笼中之鸟，被囚禁在“家”中“好妈妈”、“好妻子”的角色设定中，找不到自我，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
剧中一位全职妈妈言辞激烈，实际上她是现代中产阶级女性的道德审判发言者，她骄傲宣扬自己井井有条处理夫妻关系、育儿安排，包括定时定量的性事规划，精神上的洁癖者，容不下任何道德上的歪曲，站在道德评判制高点，切割人性中的缺陷。
这让萨拉陷入无助的绝望，她不清楚如果不和其他主妇列队统一，自己可以属于哪一种群体？她尽量按照日复一日毫无波澜、毫无爱意的生活状态中呼吸，但只有她自己内心清楚，她正在期待一种突如其来的“改变”。
《包法利夫人》和《身为人母》两个相隔150的作品，都没有作者对于人物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大量运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并且根据情节需要不断变换焦点，从某个人物的视角出发摄取生活中的景象，并将人物的内心活动投射于外部世界，使描写变成叙述的一部分。这种叙事反而衬托出爱玛和萨拉两位女性忧郁人物精神面貌和被困于当下的生活中。
02、两种“婚外情”内核是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反抗”
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饱受争议一百多年，如果单单理解为见异思迁的女性”婚外情“故事，也不会成为文学名著瑰宝。福楼拜设定的爱玛，在婚前就不是静如处子的少女，她喜欢“反抗”一切的约定俗成，福楼拜这样描述少女爱玛的：
她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反抗信仰的神秘，好像院规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也越来越愤恨院规。
爱玛灵魂苦闷，最终出轨于赖昂和罗道尔弗，看似对爱情有疯狂的渴望，实际上爱玛是明白自己的结局的，她只是不想安于社会道德下女性的唯一命运。
李健吾先生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 “她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反抗意识和对生命的无休止的追求。”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画廊里，爱玛算得卜是时代的弄潮儿，她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女性自觉自醒意识。
18世纪90年代，巴黎出现了一些女性俱乐部，她们要求教育权和就业权，主张两性的充分平等。包法利夫人身上的许多特质，包括对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诉求，在当时都是不町能被相对封闭的外省所接纳的。
萨拉是生活在外郊高档别墅区，这个区域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像包法利夫人的“外省”，社交圈固定而婚姻乏味，她自己抑郁成疾，却并没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直到和同社区奶爸发生婚外情，她的生命力似乎被重新点燃。
当萨拉和社区其它家庭女性一起探讨《包法利夫人》解读，有人说爱玛的悲剧是性格弱点造成的，愚昧无知飞蛾扑火，有人说这是浪漫爱情和现实生活的选择，有人说那个年代的女人没有选择余地，除了做修女就是为人妻。
主妇“道德评判者”反驳说：她是有权利的，她有权利选择做贤妻良母，但她选择做了荡妇。
萨拉突然意识到爱玛的困境绝望，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意识觉醒：
她被困在了枷锁中，她可以选择接受悲惨的生活，或与之抗衡，她选择了抗争。
不是不忠，而是她对抉择的渴望和拒绝接受苦难的决心。
爱玛和萨拉相距一百五十年，虽然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她们都选择了婚外情去释放自己的灵魂，福楼拜和导演都用冷静、客观的记录角度，去剖析两位女性的精神世界，人物都同样遭受到了蜂拥而至的社会“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的根源在于衣食无忧的家境，表面上完美无缺的丈夫，“理应”过得怡然自得，“理应”做贤妻良母的包法利夫人的爱玛“反抗”的主要内容，而萨拉却找不到脱离“死寂”般生活的理由而渴望反抗。
03、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女性结局
《包法利夫人》无疑是一个悲剧，爱玛为了追求自己所爱，多一种选择的权利，采用了飞蛾扑火的般的毁灭行为，因负债和婚外情绝望的自杀。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爱玛有憧憬、有理想、有追求、有胆量，敢于反抗平庸的现实，敢于与命运作 斗争，她的行为对男权文化的解构有直接的冲击力。
爱玛虽然有女性的独立自尊意识，但却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父权文化降临在女人身上的咒，她们只 有以虚无的自我陶醉去追求爱情或崇拜宗教的方法找到解脱，爱玛是那个时代的悲哀，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包法利夫人在18世纪是苦于没有走向社会的机会，人生只有为人妻的唯一选择，经济不能自主只能依赖丈夫，在闭环的婚姻束缚下，寻求命运多种选择爱玛确实是失败的，并背负了罪孽婚外情、背弃婚约道德审判，她的死亡像是凄惨的女性抗争结果，但实际上精神过程才是女权主义的挣脱和反抗。
今天，虽然在社会的基本法规界定中，男女享有平等的主体权利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但是，在女性追寻自我解放的实际过程中，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还在不断地困扰着女性的主体选择。
就像《身为人母》影片中的萨拉，她受高等教育却苦于婚恋育儿的围城中，她受过女性自由的教育却在郊外高档别墅社区中只能扮演全职妈妈的角色，而围绕在她身边的道德评判，只根据这一种角色来展现，这是现代女性结婚生育后重新面对的生存困境。
波伏瓦曾说：“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地享受过这个世界，今日的女人也仍然受着重重束缚，虽然目前的情况在慢慢地改善。”
萨拉代表了女性意识觉醒，但身困与现实的现代女性，看似追求两性平等自由，但她们的这些理想最终还是建立在依附男性的基础之上。
萨拉想逃离现有的婚姻和育儿苦恼，和包法利夫人一样，把希望和反抗寄与在“婚外情”和另一个男人的情感之上，渴望借此逃离现实。然而实际上，这也是传统女性压制在男权之下的一种生理性表现。
但最终的结局是不同的，萨拉在私奔之路上认识到了这并非是治愈伤口的良药，而是一种飞蛾扑火式的毁灭，女性只有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才能有独立的人格，也就有了获 得真正爱情的可能，更有了女性对抗男权社会的物 质基础，进而找到真正的出路，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
写在最后
“通奸”这个词汇不仅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而且在某一特定时期还被当作犯罪行为。而“婚外情”显然是个中性词，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色彩而为某些人津津乐道。
相隔一百五年的两位女性“婚外情”的故事后背，追其深原是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舆论阻碍着女性自由的发展，她们要实现追寻理想的真正自由，必然将对男性社会的压制进行不倦的抗争。
女性只有保持经济独立才会在社会中真正的享受自由，当婚姻并不是一种“束缚”，那么“婚外情”也不会成为逃避的疏途。
作者介绍：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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