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过年》：在团圆宴席上剖开中国家庭的隐痛
1991年春节档，一部名为《过年》的电影以近乎残酷的真实，撕开了中国家庭“团圆”表象下的千疮百孔。这部由黄健中执导，李保田、赵丽蓉领衔主演的作品，没有常规贺岁片的喜庆喧嚣，反而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年夜饭的觥筹交错间，剖开代际矛盾、婚姻困境与人性弱点。当程家老两口将积攒半年的8000元血汗钱端上餐桌时，这场团圆饭注定成为利益角力的修罗场。
记忆中的年味：被异化的家庭仪式
影片开篇便以极具象征意味的镜头构建记忆图景：赵丽蓉饰演的母亲拉着装满年货的小车，在冰天雪地中蹒跚而行，集市喧嚣与孩童嬉闹交织成浓烈的年节氛围。这种看似温馨的民俗画卷，实则是导演精心设置的叙事陷阱——当观众沉浸在对“年味”的追忆时，程家子女正带着各自的心机从四面八方归来。大儿子（六小龄童饰）木讷懦弱，大儿媳（丁嘉丽饰）泼辣算计；二女儿叛逆私奔，二女婿（申军谊饰）踏实能干；小儿子（梁天饰）游手好闲，高干女友礼貌疏离；大女婿（葛优饰）风流成性，大女儿（王丽云饰）逆来顺受。这些性格迥异的角色，恰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的镜像，在传统宗法制度与现代价值观的撕扯中，每个人都是扭曲的个体。
回忆中的伤痕：代际创伤的轮回
影片最令人窒息的，莫过于家庭成员间相互投射的创伤记忆。当母亲劝大女儿忍耐家暴时，无意间揭开程父年轻时出轨的往事；当二女婿被父亲质疑“吃软饭”，折射出老程对自身懦弱的投射；就连看似超然物外的大儿子，其冷暴力倾向实则是对妻子强势性格的隐性反抗。这种代际创伤的传递，在年夜饭的推杯换盏间达到高潮：大儿媳公然索要钱财，小儿子募捐结婚费用，二儿子以考察为名伸手要钱，最终迫使老程将血汗钱如“祭品”般摆上餐桌。这场金钱与亲情的博弈，将中国家庭“谈钱伤感情，不谈钱伤心”的悖论展现得淋漓尽致。
记忆中的他们：被困在伦理牢笼中的群像
李保田与赵丽蓉的表演，为影片注入灵魂。老程在雪夜中数钱时颤抖的双手，既是对劳动价值的珍视，也是对子女贪婪的恐惧；赵丽蓉面对满桌残羹冷炙时的苦笑，将中国母亲的传统隐忍演绎得令人心碎。葛优饰演的大女婿堪称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他强迫妻子堕胎时的冷漠，调戏工厂女工时的猥琐，将“渣男”形象推向类型片巅峰。而丁嘉丽塑造的大儿媳，则以泼辣外衣包裹着深层悲哀——她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实则是对婚姻失败的精神补偿。这些角色没有绝对善恶，他们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在传统伦理的牢笼中彼此折磨。
过年：集体记忆的解构与重构
《过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颠覆了春节的文化符号意义。当“团圆”成为道德绑架的借口，当“孝道”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这个本应充满温情的节日，异化为检验人性底线的考场。影片结尾，程家老两口乘着雪橇离去，身后是满地狼藉的饭桌与支离破碎的亲情。这个开放式结局，恰似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诘问：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究竟要带着怎样的记忆前行？是固守“家和万事兴”的虚幻泡沫，还是直面人性幽微重建亲密关系？
三十余年过去，《过年》的预言性愈发显现。在当今社会，春节返乡仍承载着复杂的文化心理，而影片所揭示的家庭困境，依然在无数个团圆宴席上重复上演。当我们重温这部经典，看到的不仅是某个时代的家庭样本，更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在爱与伤害的悖论中，我们始终在寻找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每日电影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