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尔指出，“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篷车》、《铁骑》、《壮志千秋》开始，美国电影就开始在美国精神的外壳下，制造出无数的英雄英雄，并展开一场场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之旅。比如，由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007》系列影片，塑造了詹姆士·邦德这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同样，在这部经典“詹姆士·邦德”皮尔斯·布鲁斯南联合“生化女战神”米拉·乔沃维奇出演的电影《幸存者》中，也深深打上来美国民族文化的烙印，毕竟它无时无刻不再营造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绪，以个人拯救群体。当然，这种情绪只有在美国主旋律电影所独有的，因为他们扮演者正义的化身，人类苦难的救赎者，也是战无不胜的英雄，更是美国民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在美国电影狂欢与视觉奇观背后，隐藏着一种名为“美国精神”的文化内涵，它强调个人的创造性与主动精神，能以“不自由，毋宁死”的方式捍卫个人利益，也能以冒险精神，毫不畏惧的抵抗强大的势力团伙，并战胜邪恶力量，完成英雄之旅，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认可。电影《幸存者》亦是如此，它承袭了美国主流文化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在影片中，影片以安全漏洞为契机，展开叙述外交官凯特（米拉·乔沃维奇饰）发现可疑的巴兰医生而拒绝了他的签证，如此，一场预谋杀掉凯特的计划便拉开帷幕。换句话而言，个人英雄（凯特）形象的塑造便开始凸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个人英雄主义赞歌。
美国是一个危机感意识很强的国家，而个人英雄主义则正是扎根于此，发展而来。从“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意识便得到进步一加强，同时“拯救者”的形象便凸显了出来，他们希望一个拯救美国人民于恐怖袭击中的“英雄”。《幸存者》中主人公凯特首先预感危险分子进入美国，进行调差，却无奈接到上司的指责与批评，凯特感到很无奈。在一次休班后进入餐厅吃饭时，一颗炸弹将整个餐厅夷为平地，与她同行的几个外交官全部遇难。不过，幸运的是，她因为中途出去买礼物而躲过一劫。由此，一方面政府部门追击凯特，另一方面反派分子追杀，试图新年之夜炸掉纽约时代广场，凯特利用智慧与勇气躲避政府部分的追击与反叛分子的追杀。
《幸存者》同样涉及“9·11”事件，并在主角人物的身上予以贯穿，凯特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在不断地追击中，凯特被安上了叛徒的罪名，相关部分试图捉拿其归案。而面对着巴兰医生的入境，她在同事的帮助下进入大使馆地下室，获取巴兰医生的信息时，深感国家已经陷入恐怖分子的危机之中，于是，决定前往巴黎，最后到时代广场阻止危险分子的恐怖行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钟表匠（皮尔斯·布鲁斯南饰）这个反面人物，利用炸弹，无处无在的追击凯特，可以说，他是一个以谋财害命为目的的一个彻底的社会罪犯。他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在爆炸中，等到纽约证交所重新开放之时，便是他们敛财之刻，因为他们在纽约的街头制造了太多的类似于“9·11”事件的爆炸。
然而，这一切都是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凯特所要阻止，并完成使命。片中，凯特的人物走向，承袭了好莱坞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将其置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工作的国家部门不信任，恐怖分子追杀。即使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凯特也是不慌不忙，有一种异于常人的镇定，因为她的身上兼顾着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随着新年倒计时的欢呼声，随着钟表匠和巴兰医生在楼顶准备开枪，随着凯特疯狂的奔向楼顶，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空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凯特赶到，与钟表匠厮杀，将其打败，完成救赎。不可否认的是，凯特比其他人更具勇敢，睿智与冒险精神。但凯特又是一个具有大国文化心态的表现，她能够完成平常人所不能之事，并建立新的英雄形象。
《幸存者》实现了美国人内心的期盼——当危险来临时，英雄就会以个人奋斗、冒险，崇尚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来拯救，并完成美国主流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无缝衔接。正如美国学者指出，“只有美国才会把战争演绎成具有启示录特征的、纯洁的美国与敌视基督的‘邪恶帝国’之间进行的一场具有戏剧性的宗教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