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其他作家、书评家，止庵的身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无论是在出版社给记者发来的新书资料里，还是本次回到老家重庆分享的现场，他名字前面还写着“张爱玲研究者”的字样。可以肯定的是，止庵专注地“读”张爱玲已经超过30年……所以，止庵坐到上游新闻记者镜头前时，更多聊起的是《倾城之恋》《色·戒》等等有关张爱玲的种种。
“张爱玲的小说始终在用一个方法”“她对生活的了解、熟悉程度，一般作家根本做不到”“《色·戒》《倾城之恋》……这些改编影视作品都很失败”……本次对话中，止庵金句不断。
“读到好点的就想怎么跟他学”
止庵坦承，自己对庄子和张爱玲确实是有研究的。但更大的前提是“我其实是一直对文学都有关注。我读小说最多，读到别人写得不好的，我就想怎么能写好点（笑），读到好的就想着怎么跟他学。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张爱玲。”
止庵开始读张爱玲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5年上海书店将张爱玲旧版《传奇》影印出版，这是止庵接触到第一本张爱玲的书，也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开始。如果从创作手法上说，止庵认为张爱玲写小说始终在用一个方法，就是靠近一个人物的第三人称写法。
“她的小说都是第三人称，然后贴近其中一个人物，利用这个人物眼光去观察。比如《倾城之恋》里是白流苏的眼光在观察，在《色·戒》里面前面是王佳芝的眼光，后面是易先生的视角。”在写《受命》时，止庵其实也基本用了这个方法，主体部分都是主人公的眼光在叙述。
“张爱玲对生活的熟悉一般作家做不到”
去年疫情时，止庵写了一本张爱玲的书，只是还没来得及出。在止庵看来，研究张爱玲除了个人喜欢，还有其他原因在驱使着自己，“有关张爱玲研究的材料，到目前为止都还在不断被发现，这在现在的作家里是很少见的。”
止庵举例说，比如去年发现了她和宋淇夫妇的通信，又改变了很多事情，有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也更清楚了。
让他自己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前几年我也又才发现了一个自己过去不太留意的细节。”止庵说，写《受命》之前，自己重读了她的《半生缘》。“像前半部分个人感觉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事，人和人之间完全就靠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像什么手套丢了，去找手套，吃饭、涮筷子……都是这种琐事，曼桢和世钧关系就在这里面发展，直到结婚都如此。”止庵说，这是自己之前留意不够、同时又特别值得佩服的，“就是不靠事情、事件，就靠这些细节来推进情节。在日常中寻找人物关系、发展，从一点到一点，再到发生根本变化都在其中。”
说到这里时，止庵特别提到，“大家之前都说张爱玲的生活面很窄，但她对生活的了解、熟悉程度，是一般作家根本做不到的。”
“通过影视了解文学走不通”
知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在圈内一直是热门话题，张爱玲的作品更是。但在研究者止庵这里，却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槽点”。
“比如像大家都觉得是经典改编之作的《色·戒》，我都很不喜欢。”止庵笑着说，在自己看来，只有许鞍华拍的《半生缘》称得上是中规中矩，也谈不上多好。
止庵说，自己觉得一个作家写作时已经（应该）考虑到这个东西只能通过文字来表达。从文字到影像，改编改变的不止是呈现形式。止庵继续以《色·戒》为例说，“小说结尾张爱玲写的是，易先生脱身后一个电话打过去，包围抓人，不到十点钟通通都枪毙了。她（王佳芝）临死之前一定恨他。”止庵说，读者关心的女主角王佳芝的命运是在“通通”两个字里就交代了。
而在电影里，被抓的人坐成一排，镜头摇起来前面是一个带有隐喻的深渊。“李安其实已经很用心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观众还是离王佳芝太近了。”止庵说，小说原著里的“通通”就好像把镜头拉得很远、很高，“像是在天上一样，底下一个人微不足道地就没有了。”在止庵看来，电影的呈现就远不如小说里那么有力量。
止庵坦言，自己一直对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这件事持保留态度。“它（指文学原著）可以说就是一个材料，去重新创作。“李安的《色·戒》是李安的作品，张爱玲的《色·戒》是张爱玲的作品，它们之间不是等号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
“好多人现在看影视来了解文学作品，”止庵说，自己也明白这是当下的现实，但他认为“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根本不可能看电视剧、电影就知道原著。”
当记者追问如果《受命》要改编成影视作品，作为原著作者他的态度是什么时，止庵很干脆地说“完全放手。”他笑着表示，如果有人问我细节，“像这个沙发怎么摆啊，我就告诉他一下，其他什么都不管。我觉得卖出了改编版权的作品，就不是作家自己的‘孩子’了。”
大咖档案
止庵，本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学院），1982年毕业。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
上游新闻记者 文字/视频 裘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