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德黑兰街头纪事
文/柳莺
2006年因“危害国家形象罪”而被伊朗政府剥夺人生自由的贾法·帕纳西凭借《出租车》捧走了今年柏林的金熊大奖。用“捧”这个动词，实在不甚贴切。仍记得2011年柏林导演担任评委会成员，彼时身陷囹圄的导演无法亲自到场，电影节还专门为其留出空位，各路影人也纷纷发声以示支持。四年后，禁令尚未解除，一切如昨日重现，颁奖典礼后的新闻发布会，无数闪光灯的包围之中，孤零零的金熊让人唏嘘。
《出租车》是一部充满勇气的作品，贾法·帕纳西力顶政治高压，用各种铤而走险的方式挑战“二十年不准拍片”的禁令。
和早几年的《这不是一部电影》、《闭幕》一样，《出租车》也是他隐蔽的影像表达。效法前辈阿巴斯在《时段生命的律动》中的手法，帕纳西把自己伪装成一位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便携式摄影设备让他能够在最为限制的条件下，依然完成电影拍摄的标准流程。
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中，帕纳西回到了他阔别十多年的德黑兰街头，用隐藏在黄色出租车中的摄像头，记录下来往乘客种种言论，为当代伊朗社会的明暗交织写下朴实的脚注。
虚构和真实在电影中模糊了界限，叫人想起《谁能带我回家》中那位在镜头前摔掉石膏，大叫“我不要拍电影”的小女孩米娜。《出租车》中匆匆上车的普通人，看似是误闯片场的真实乘客，其实亦是导演调度安排的群众演员，他们有关社会问题的种种交谈，好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漫不经心，却句句直戳国家藏掖在体制深处的软肋。作为流动迷你摄影棚的出租车变成了观察众生百态的绝佳场所，每一位过客的到来都是一段新交流的开始，对话时而如轻盈的吐槽，充满现代元素的的黑色幽默，时而又急转直下，在政治的沉重漩涡中打转。轻重缓急，错落有致，滴水不漏的剪辑安排下，这些段落又都向着共同的主题开掘。
互不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在短暂的旅途中，因为是否该对小偷施以绞刑而发生激烈的争吵。德黑兰特殊的出租车拼车业务，为陌生人提供了交流和辩论的空间，电影通过这一桥段，单刀直入将视线聚焦伊朗现实，在不同立场的人的口中，这项法规一会儿是天经地义的普世标准，一会儿是泯灭人性的残酷暴行，支持方和反对方各持其理，胶着的争论甚至在狭小的出租车中发酵出一种荒谬的感觉。这种荒谬感在电影接下来的部分得到持续的增强，无论是喋喋不休的盗版碟贩子，还是心碎于丈夫车祸，却心系遗产继承的妻子，都是伊朗社会中最无力的棋子，过山车般的情节变化，让他们的行为在节制和失控的两极来回往复，而所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和低头啜泣的无奈，在帕纳西的记录中，皆归因于社会不公的肆意横流，斗升小民不过是在生活的夹缝中，用小聪明忍气吞声地挤开一条前进的缝隙罢了。
《出租车》有意着重讨论了影像记录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帕纳西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自我指涉意义的重大命题。
从乘客发现摄像机时的惊讶表情，到碟片商人大谈盗版碟对伊朗人文化启蒙的作用，用影像表达追求艺术自由的初衷在电影里被不断点题。当导演的侄女坐上他的出租车，并从书包中掏出一个小巧的相机，准备按照老师的教授，拍摄一部“能够被发行的电影”时，导演终于忍不住从沉默不语的聆听者变成了满腹苦水的发泄者，抨击伊朗政府对于文化创作的无情打压。手捧鲜花的女律师，回忆起自己因为政治犯辩护而终止的职业生涯，最终让《出租车》的后半段完全变成了一部关于帕纳西自己的电影。
由于拍摄条件的限制，《出租车》的镜头被固定在狭小的车内，封闭的空间成为伊朗社会隐喻的载体。偶尔，导演也会将摄像机小心挪移，对准车窗外混乱嘈杂的德黑兰街头，角度的转换不但打破电影形式单一而可能产生的沉闷感，更通过视角的延伸，触及广阔的平民社会，让这部兼具讽刺与幽默，辛辣与心酸的电影成为折射当代伊朗的棱镜。电影开头和结尾汽车的启停，仿佛戏剧的开场与谢幕，是为日常生活赋予的仪式感。主体部分的伪纪录片流动自然，由不同对话段落制造出的层次感，有效地弥补了摄影方面的不足，让这部九十分钟的电影从头至尾都充满着剧情的张力。相比被禁后的前两部作品，在痛苦愤懑中挣扎许久的帕纳西终于找到了一种举重若轻的表达风格，把对现世不公的苦笑，拍得如同小品文般有趣。诚然，柏林的这尊金熊背后，一定是有政治同情的加分，但集明快和沉重于一身的特殊气质，从细缝中窥视大局的艺术野心，都注定《出租车》是一部值得铭记的佳作。
本文首发《电影世界》2015年4月号，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欢迎转发，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