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各位聊聊关于好莱坞的那些黑暗的“潜规则”。
如果你关注近些年的国际影视圈新闻，你一定会发现，以201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曝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丑闻为节点，从那天起，娱乐圈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不管他是演员、制片人还是导演）被指控性骚扰或性侵。
一个悲伤的现实是，类似的指控可能永远没有终点——原因很简单，潜规则是好莱坞影视娱乐体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一部好莱坞历史，就是一部性侵史。
承认这一点，是让哈维·韦恩斯坦们从好莱坞绝迹的开始。
提起老好莱坞，很多人脑海中是这样一幅画面：
高级时装，魅力四射，一个“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既老套又讲究的年代，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私下里的黑暗面跟“优雅”或“精致”毫不沾边：说它是个捕杀同类、胃口惊人的怪物也许更合适。
至于捕食对象，正是那些穿高级时装、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孩。
好莱坞漫长的“潜规则”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
好莱坞潜规则之父（们）
潜规则，英文“casting couch”，字面意思是“试镜房间里的那张沙发”，言外之意，请诸君自行想象。
在好莱坞，“潜规则”是个公开的秘密。
有个专讲老好莱坞八卦的播客叫“莫忘”（You Must Remember This），它会告诉你，一百年前，好莱坞的导演和制片人是这样选女主角的：谁的胸大就选谁，或者，选那个他最想睡的——经常就在那张试镜沙发上。
说起这，有个人无论如何绕不过去，那就是达里尔·F·扎努克。
此人从华纳兄弟公司制片主任的位置，一跃升为20世纪福克斯的老板，正是在福克斯任职晚期，他开启了现代“潜规则”之路。
扎努克喜欢“开会”，有很多年，他的办公室每天下午从四点开始，各色小明星轮番登场。
对于扎努克究竟是否有资格称得上“潜规则之父”，不是没有争议，有人认为哥伦比亚影业老板哈利·科恩更适合这一称号，后者据说在办公室隔壁设了一个私人套间，专门用来做“非正式生意”。
尽管难分伯仲，有一点可以肯定，好莱坞后来性侵成风，两人都有“功劳”。
性只是潜规则游戏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很小的一部分，广义的潜规则统摄了演员生活的方方面面。
路易·B·梅耶是米高梅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很多刚入行的女演员来说，这是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和很多大制片厂一样，米高梅的签约合同里有个叫“道德条款”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将明星（尤其是女明星）打造成触不可及的偶像。
“道德条款”规定，女明星不能结婚。这便是为什么珍·哈洛当年不能嫁给威廉·鲍威尔的原因，因为合同里就是这么写的：“考虑到婚姻和她的性感女郎形象有冲突。”
米高梅对于女明星必须维持处女形象这件事格外重视，朱迪·加兰（《绿野仙踪》）为此不得不打掉腹中胎儿，原因只是“观众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看起来像个孩子，而不是像个母亲”。
一方面，米高梅对明星“要正派”有着不切实际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像对待牲口那样对待它的签约演员。
以下是老好莱坞八卦的播客叫我们“莫忘”的故事：“梅耶追着珍·哈洛满屋子跑。她对他吼道：‘没门儿！’旋即嫁给了经纪人查尔斯·K·费尔德曼。从那以后，费尔德曼被禁止踏入梅耶的片场半步，不仅如此，只要是费尔德曼手下的演员，一律不许签约米高梅。”
因《绿野仙踪》成名的朱迪·加兰是米高梅力捧的童星。她尚未成年，就遭遇过梅耶的咸猪手，后者把手放在她胸前，对这孩子说：“歌唱要发乎心。”
与此同时，制片人觉得她太胖，建议她在减肥的同时，顺便把鼻子也整一下……无形的精神摧残导致加兰后来走上滥用药物的道路，最终要了她的命。
对女明星和老板关系看得最透彻的，非玛丽莲·梦露莫属。
她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写道：“我见过他们所有人。虚假和失败就是他们的全部，有些人已经达到邪恶和扭曲的程度。但是谁让人家离电影最近呢。所以你只能坐下来，仔细聆听那些谎言和计谋。你用他们的眼睛看好莱坞——看到的是：过度拥挤的妓院，还有旋转木马。木马换成了床。”
二
女演员（有时也包括男演员）生存之道
导演伊利亚·卡赞曾说过，在制片厂老板眼里，不管你拍的片子主题多严肃，统统都是爱情片。
他的原话很机智，也很粗俗：“他们选角的标准既简单又实用，那就是：我想x她吗？”这种方法尽管恶心，卡赞内心却是赞成的。他这样解释：“观众之所以对某个银幕形象感兴趣，本质上也是这么想的……如果制片人对女演员没半点兴趣，他就不能保证观众会有。”
实际上，在好莱坞，需要面对潜规则的不只女演员。
比如，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个叫亨利·威尔森的经纪人经常向男演员许诺，只要他们肯献身，就能帮他们成名。他睡过的男客户不计其数，最出名的要数洛克·哈德森。
1956年7月14日，一本名叫《影迷》的英国杂志首次对电影圈的潜规则现象进行了长篇披露，剧情与今天的韦恩斯坦性丑闻如出一辙，让人既耳目一新，又倍感压抑。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娱乐圈的重重危险”，但它真正谈到的危险其实只有一种，即用肉体换取上镜机会。
讽刺的是，接受此次记者采访的女演员，没有一个人单身赴会——在电影业，性侵如此普遍，惩罚却闻所未闻，残酷的现实让她们无一例外都相信“人多保险”这句警言。
在这篇文章中，一个叫多琳达·史蒂文斯的女演员讲述了自己与“潜规则”过招的经历：
制片人（文中他的名字被故意隐去）走过来，答应给多琳达·史蒂文斯一个角色。她会和他一起“进餐”吗？史蒂文斯小姐拒绝了。制片人死缠烂打，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的助理打来电话。史蒂文斯小姐依然拒绝。助理只好改变策略，问她是否同意到制片人的公寓先看看剧本。她回道，可以，但必须有其他人在场。对方同意。史蒂文斯小姐欣然前往——却发现公寓只有那个坚持不懈的制片人一个人。她夺门而出，角色也不要了。
就像很多女演员见记者也要带上同伴那样，为了避免性骚扰，她们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某个叫玛丽戈尔德·拉塞尔的女演员为同行总结了三条：
一、如果你要和别人谈正事，一定要去对方的办公室——并且是工作时间。
二、不管是面谈邀请还是角色邀约，一定要告诉你的经纪人。
三、别乱给别人自己的电话，要给就给你经纪人的电话。
除了《影迷》杂志的以上忠告，老好莱坞有些女明星在“反潜规则”领域也为后辈做了表率。比如面对突然袭胸的老板，朱迪·加兰曾这样回应：“梅耶先生，不许再这样。要告诉我从哪里唱，用手指指就行了。”
还有琼·柯林斯，她曾直截了当透露，当年之所以眼睁睁看着《埃及艳后》女主角的机会溜走，那是因为自己不肯和老板睡觉。
“我去《埃及艳后》剧组试镜两次，基本上定下来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你真想演这个角色吗？’我说，‘是的，我很想演。’‘好吧，’他说道，‘只要你对我好点就成。’60年代，那是个相当棒的委婉说法。但我不能那样做。那天我的眼泪也不争气，我记得我是哭着跑出那间办公室的。”
三
权力是“反潜规则”的最好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好莱坞诞生初期，潜规则现象并非如此猖獗，女性的地位也没有后来这么低。
以上世纪最负盛名的女编剧弗朗西丝·马里恩为例，她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1930和193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和彼时的电影业正在走上坡路且业态高度分散有关：作为一种“新媒体”，电影对于成百上千的小公司来说，是个生气勃勃的试验场，和传统行业比起来，女人有更多空间施展才华。
事情真正起变化，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有声电影的发明，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电影业的形势也和以前大不相同。由于制作电影越来越昂贵，筹集资金需要银行帮忙，女性在“找钱”方面渐渐处于男性下风。
与此同时，很多小公司关门大吉，几家大影业公司要做的，就是收购和收割——收购小公司，收割市场。和任何行业（比如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哪里吸引金钱和尊重，哪里就吸引男人，电影也不例外。很快，好莱坞的幕后世界便被清一色的男性把持，再也难觅第二个弗朗西丝·马里恩的身影。
“上世纪20年代，电影公司大佬们忙着经营公司，到了30年代，王国已经建好。身为国王，额外的福利自然少不了，他们会想当然认为。” 好莱坞历史研究者卡莉·比彻姆这样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好莱坞，巨大的片场像一个个城市，大佬们甚至拥有自己的警察局。幕后决策权集中在少数男人手中，不仅使潜规则得以盛行，在银幕上，女性角色被物化也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好莱坞传统。女编剧和女导演被迫退出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
“除了金钱回报，位高权重者意识到，权力还可以带来感官享受。当然，并不是所有大人物都会这么干，但有些的确这么干过，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有位叫艾丽西娅·马隆的记者这样写道。
带来的后果是，女演员必须长期在“你想成为琼·柯林斯还是伊丽莎白·泰勒”之间做选择。据说，丽塔·海华斯在丈夫的鼓动下，曾频频向大人物献身，她只拒绝过哥伦比亚影业的老板哈利·科恩一个人，后者马上让这位女演员尝到苦果。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的幕后世界才再次为女性敞开一扇门，她们终于有机会拍商业片了——上世纪中期，尽管女人也能制作电影，却无法脱离实验艺术片的范畴。这也是有原因的：制片厂体系的终结，电视的兴起，欧洲电影的涌入、女权主义的出现……随着大佬们建立的王国日薄西山，女性开始回归好莱坞决策层。
到了80年代，女演员出身的雪莉·兰辛被任命为20世纪福克斯总裁，成为女性权力在好莱坞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尽管如此，男性老板对女演员的潜规则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电影界的性别失衡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
2016年的《赛璐珞天花板》报告显示，制作全美票房排名前250名电影的幕后高层人士中，女性只占17%。
虽然数字不甚乐观，但是改变近在眼前，尤其拜社交媒体和势不可挡的文化变迁所赐，好莱坞的潜规则正在被大众关注：韦恩斯坦性丑闻的揭露和持续发酵，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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