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果然敢拍。
前年，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横空出世，把人性之恶赤裸裸地放在阳光底下讨论，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感性和理性的碰撞。
口碑炸了，评分高达9.4。
最近又冒出一部纪录片，把目光投向了总被我们忽视的一方——凶手。
在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之前，这些人也曾是别人的孩子，配偶，朋友。
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杀人犯？
影片以锋利的视角，割开了一道切口。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死刑犯。
这个称呼，放在哪都是让人吐口水的存在。
在犯案那一刻起，他们就被社会集体性抛弃了。
身份往那儿一摆，就是一个报废的物件。剩下的日子，唯有等待“被处理”。
但，片中还原了他们最原始的身份——人。
一个拥有喜怒哀乐，忌讳与恐惧的人。
无可否认，他们自然是罪大恶极。
但，这些人的声音，依然有倾听的价值。
01
死寂的牢房。
一条昏暗的长廊，毫无生气。
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房间，门上只开了一个小洞，便于饭菜传送。
高至房顶的铁丝窗有光线透过，但依然阴冷。
这所监狱里，关押着一个犯人A。
在坐牢的日子里，A开始对象棋产生兴趣，并在象棋的世界学会了冷静思考。
跟从前的他相反——充满戾气，冲动易怒。
案底上记录着，A当初为了勒索钱财，绑架了某个富二代。
但令人错愕的是。
A是把人质杀害了之后，再向死者父母勒索三百万。
这不是个例。
A的作案方式，与20年前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被害一案，有着相似的行凶逻辑。
因此，倾听他们的想法，了解这类凶手的犯罪心理，十分有必要。
为何要让父母赎回一个死去的孩子？
杀人，是早就筹谋好的计划。
死者是他中学同学，家境富裕。
还没实施绑架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他杀掉。
这也和他在询问笔录里的证词不谋而合。
当被问到当年犯案是否是一时冲动时，他嗤笑一声：
“很多时候都冲动，可能不止一时”
言语中满是自嘲。
入狱之后，A才萌生悔意。
他形容自己在监狱中的心情：
好像每天都发生火灾一样。
不是火中的焦灼。
而是火烧过后，人生什么都不剩的虚无。
每天都要面对一觉醒来后，惊觉自己失去一切的空虚。
这更是精神上的酷刑。
相比于大多数犯人来说，A的境况算好的。
关进去十多年，父母依然没有放弃儿子。
家人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两次，每次都带去满满当当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律师也坦言：
“家庭支持可以这样不间断的，其实非常少”
但。
在唯一没有把他当成异类的父母面前，他也无法做到坦诚。
开庭时，他要求清场，拒绝让父母旁听。
母亲问他为什么杀人时，他永远缄默。
那么，问题来了。
生活在与我们一样普通的家庭，拥有年迈但依旧疼爱他的父母。
他何以踏上犯罪这条不归路？
02
或许，在第二起案件能挖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起案件，凶手正是《与恶》中李晓明的原型，郑捷。
性质之严重，可以说是罪无可恕——在地铁里大规模无差别杀人，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
整个台湾都为之震惊。
为什么要杀人？
——求死。
最好是当场被击毙那种。
郑捷求死的欲望十分强烈，此举是他期待了多年的结果。
这个想法，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已在心里深种。
动手的时机和地点，也经过严密筛选：
一是人流密集，“多杀几个人才会被判死刑”。
二是他已年满二十岁，需要完全负法律责任。
这是一场在完全清醒状态下的预谋杀人。
他似乎也早就预料到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无论是在押送至法庭听判，还是在狱中，郑捷始终只有一种姿态——面无表情的平静。
用契诃夫的话来形容：
冷漠无情，就是灵魂的瘫痪，就是过早的死亡。
他仿佛早已心死。
是什么导致一个正常人沦为冷血无情的行尸走肉？
负责郑捷案件的律师，也是《与恶》中的王赦律师的原型，黄致豪。
他眼中的郑捷，失去了生的渴求。对一切都无所谓，看不出悲喜。
唯独在一件事情上，他的态度异常强硬——不要牵扯到家人。
然而，如此严重的恶性事件，媒体和公众怎么会放过郑父郑母？
郑捷被捕后，郑父在受害者的头七前来吊唁，却被赶来的记者团团围住。
他语意哽咽，微弓着背，不敢抬头。
他想替儿子向受难者忏悔。
言语的力量单薄，他只好一遍遍地下跪、磕头道歉，以此冲刷内心的罪恶感。
这时，人群中突兀地传来一声：别假了！
他们的悲痛在旁观者面前，只是作秀的虚情假意。
公众对郑捷的愤怒，移位到他父母身上。
郑捷犯下的错，郑父郑母也受到了连坐，一并被社会唾弃。
当狱中的郑捷听说父母下跪求原谅时。
他难得地展现人性尚存的一面——他说，对不起爸妈。
但问到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想法时——他表示，无可奉告。
求死有一万种死法，为何要拉上那么多人垫背？
他的自私，不仅让四个家庭痛失亲人。
也让自己的父母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教育失败的阴影中。
“身为父母，我们教养他的二十一年来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疏失”
父母至今都不知道，在自己的教育中，到底哪一环出了错。
只能在一遍遍喃喃的低语中，无尽地自我怀疑。
至此，第二个问题又被抛了出来——父母究竟哪里教错了？
又或者说，杀人犯在成长的过程中，哪个因素导致其心理产生出变化？
我们再来看第三则案件。
03
-监视器画面里你拿菜刀砍杀之男子为何人？
-是我亲爱的父亲。
这是砍杀父亲111刀的凶手陈昱安，在伏法后的询问笔录。
从案件上来看，陈昱安就是一个28岁还不出去工作的啃老族。
要求父亲给自己分家产遭拒绝，恼羞成怒的陈昱安守在家楼下的门口，等父亲出门上班时，用刀刺向了他。
律师形容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
脸色铁青，眼神中透着邪戾，仿佛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
这种恨意，在家人面前尤为明显。
出庭时母亲看见他都躲得极远，眼神中带着惧怕。
她怕儿子出去以后会对全家人不利，不断地给法庭寄去文书，恳请判处儿子死刑。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杞人忧天。
检察官问他对其他家人的想法时。
他答——“恨之入骨。我也想对他们行凶。”
可杀人犯真是天生的吗？
家庭的教养也难辞其咎。
嗯，天下当然没有父母会教孩子去犯罪杀人。
但很多看起来跟善恶无关的教育，却会导致其价值观产生偏差，进而扭曲人性。
父母从小教育陈昱安的理念就是“金钱至上”，甚至不允许他交朋友，只让他跟弟弟玩。
这样的观念一直影响了陈昱安的人生。
对钱的渴望。
几乎每次和人通信会面，他都会谈到一个核心：要钱。
对沟通的迫切。
他没有朋友，和外面的世界几乎是“失联”的。
可只要有人表现出一点点关心，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台湾废死联盟的法务主任林慈伟在偶然之下，开始和他通信。
陈昱安对他展现出了亲昵和信任，寄给他的信件厚厚一沓，多达62封。
律师每隔一两个月也会去探望他。
而陈昱安每次的迎接方式，都是用跳的，叭叭叭地一个人讲个不停，兴奋得不得了。
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矛盾的一面——一个杀死至亲的死刑犯，却对生人有一种不设防的亲近。
到底是多深的仇恨，才会选择弑父？
在陈昱安寄给友人的信件中写到：
“他们从来不听我的心事，不重视我内心的感受，却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父母亲灌输了我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中唯有金钱至上的至理名言……我将所有的委屈耻辱跟怨恨深深地埋在心里很多年，那些负面情绪犹如一颗核弹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对我而言，背叛伤害我的一切人事物，就只能以死来偿还。”
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缺位，萌生了陈昱安极端的性格。
就像北大吴谢宇一案。
一个拥有光明前途的高材生，却极端选择了弑母，一时间，舆论哗然。
他们都拥有共通的一点——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精神上的独立。
陈昱安积攒多年的怨念，也化作刺向父亲身上那一刀刀尖锐。
可愤怒，有随着杀戮而平息吗？
没过多久，狱中的陈昱安就出事了。
一个普通的早晨，他被发现时，身体已经硬了。
他选择了自缢，用一根橡皮筋，轻易终结了自己的罪恶。
我们无从知晓他选择死亡时的心情。
但唯独一点能确认——杀死父亲，并没有让他27年来心中的愤怒与不满得到平息。
反而是另一种痛苦的开端。
陈昱安死后，家人拒绝认领。唯一为他悲伤的，只有辩护律师。
得知陈昱安的死讯后，除了难过以外，他涌上心头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悔恨。
自己多去探望他，陈昱安是不是就不会自杀？
他只能哑然地苦笑：
“所以我有罪。”
什么是罪？
陈昱安的弑父是天大的罪。
那律师没去探望有罪吗？
陈昱安从小被灌输的错误观念有罪吗？
《死刑犯》在对犯人的追讨中，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
04
或许有人会说，为什么要了解死刑犯？
人类的善与恶，罪与罚，不是简单地用生与死就能一笔算清。
只有把死刑犯视作一个人。
找回他人性的一面，倾听他说的“人话”。
才有可能拯救更多依然活着的人——抚慰死难者家属，防止迷路者走错，避免无辜者受害。
肉叔想起《和陌生人说话》第一季里，采访过一个专门替死囚写遗书的人，欢镜听。
欢镜听拿着笔的手一直在抖。
反而是对面戴着手铐脚镣，坐在木地板上的死刑犯安慰他：
“大哥，你害怕什么，明天要死的人又不是你，是我呀。”
一想到眼前这个鲜活的生命，再过几个小时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欢镜听就害怕得发抖。
有一个他记忆深刻的死刑犯，21岁，高大白净的帅小伙。
本来老老实实一个人，两年前却突然杀了人，成为被媒体疯传的刑事案主角。
临死前，这个小伙先表达了因自己的事让家人蒙羞的歉意，忏悔来世不再走上这条路。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吃一次酸菜鱼。
整个记录过程都很平静的他，却在吃酸菜鱼时，默默流泪。
这是活着才能感受到的味道，以后不会再有了。
看着他吃完的欢镜听这才意识到，原来死刑犯对活着，如此渴求。
失眠的，话痨的，千姿百态的死刑犯，欢镜听都看过。
死牢里往往一片死寂，时钟的滴答声，也是生命结束的倒计时。
到了后半夜，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死刑犯开始抬头留意窗户。
当窗外的雾气渐渐散去，晨曦一点点明亮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六点半早餐之后，就该给死刑犯换戒具，五花大绑送上刑车。
这时，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极致，有大小便失禁的，有整个人瘫痪在地的。
但也有给自己壮胆，不怕死的。
欢镜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么一个无畏的女死囚。从进来到离开，她一直在唱着一首，当年流行于在云南下乡的重庆知青中的歌：
“少女的心，秋天的云
多少个忧愁苦闷的夜晚
多少个欢乐愉快的黎明……”
一边唱，眼泪一边滴落在遗书上。
欢镜听看到她眼里的光彩，带着对人间情感的眷恋。
最后她要求化了妆，就这么轻轻哼着歌，走上了刑车。
不管死刑犯们留不留遗书，欢镜听在最后离开前，都会给他们鞠一躬。
“我要感谢他们，他们在这个时候，给我说的那些都是真话。”
这段经历让他看到，即使是犯下滔天罪行的死刑犯，他们的生命里，都有另外一份容易被大众忽略的东西——人性。
展现死刑犯最后的日子，最脆弱的一面，最真诚的自白。
至少能让在世的人，学会敬畏生命。
就像给即将被世界遗忘的人写遗书一样。
这部记录死刑犯的最后时光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部纪录片，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尽管聚焦了好几个案件，但由于没有深入挖掘，总是点到为止，导致呈现的效果较为浅薄。
受害者一方的缺位，也让影片的视角有失偏颇。
但，肉叔认为，它足够清醒。
它没有要为死刑犯开脱，而是用一种更温情的方式，试图还原真相。
既要给予死刑犯生而为人应有的尊重。
也要保留我们追问的权利。
毕竟，把愤怒的拳头砸向杀人犯，并不是罪恶的终结。
就像《与恶》中说的那样：
“难道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都杀了，让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吗？”
并不会。
不原谅是理应。
但杀人犯们的声音，也应该值得被倾听。
我们无法预料到下一场无差别杀人是在什么时候。
唯有在持续的追问里，才会有回响的可能。
我们与善的距离，才能更贴近一步。
编辑：西雅图不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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