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郭桓案贪污金额达到明朝当年田税82%？
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都面临着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建立和恢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二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通常表现为对土地、人口的掌控及赋税体系的重新建立。 对这两个问题不同的处理方法，可以反映出封建皇帝和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手段，也关系到新建政权能否稳固和社会能否发展的问题。
明朝初年发生的 “胡惟庸案”、 “蓝玉案”、 “空印案” 和 “郭桓案” , 对于朱元璋来说，是初生的明朝所要面临的四道政治试题。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徇私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后经查明，此案牵连十二个布政司，连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都牵扯在内。根据后来公布的结果来看，此案案值2400万石，而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940 万石，可见此案数额之巨大，让人触目惊心。朱元璋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官员，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包括各省官吏在内，死者数万人。由于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被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大多因此案破产。
朱元璋出身佃农，对民间疾苦有很深的了解，因此璋恤民思想比较突出。他曾教导太子朱标：“凡一居处服用之间, 必念农之劳, 取之有制, 用之有节 , 使之不至饥寒, 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 , 则民不胜其苦矣”。
- 朱元璋出于对元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对贪官污吏扰民害民尤其痛恨。他多次对大臣们说：“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不知爱身，死不足恤”。他的理想是适当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 制造一个廉洁清明的吏治局面。这些思想，都为他处理“郭桓案”定下了基调。
在朱元璋的恤民政策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明朝初年的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勋功贵族中，仍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这些功臣和官僚与地方豪强勾结，或通过伪造册书、谎报灾荒的方式，骗取国家救灾款；或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或将本应由地主负担的赋税转移至百姓头上，形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集团。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 500 石者达 364 处”。而浙西一地应上缴的450万石粮食，最后只上缴了200万石。这种挑战中央政府经济领域权威的作法，让朱元璋下定了痛下杀手的决心。
“郭桓案”的性质
“郭桓案”并不是一个人做出的贪污个案，而是经济领域 “集权” 和 “分权” 的斗争。是勋臣贵戚和豪强地主对国家赋税制度的破坏 , 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收入。勋臣贵戚、 贪官污吏、豪强地主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正在激化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夺走朝廷的经济收入，破坏政府的赋税体系，有可能动摇建国之基。以户部为首的、经济领域里庞大势力已成为威胁 “皇权” 的一股力量，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严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洪武十七年，郭桓由山西按察司佥事试任户部右侍郎。同年五月试任户部尚书。但他只当了七个月的尚书，就被人告发品行不端，又被降为侍郎。这说明在“郭桓案”爆发之前，朱元璋给过他机会。但是郭桓仍然只知理财，不知恤民。洪武十七年九月，朱元璋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郭桓却说： “青菜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由此可见，郭桓实在是一个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眼里只知道钱的主儿。这样的人迟早是会出事的。
至于说“郭桓案”的案值为什么那么高？这是朱元璋与众不同的算法导致的。
在《明大诰》里，朱元璋对“郭桓案”的赃款是这样计算的：浙西秋粮应进仓的定额是450万石，但最后仅收了200多万石，有190万石的缺口，这个缺口不用说是郭桓等人贪污了；查出郭桓受贿50万贯，这些也都是赃款；明朝农业税分夏税和秋粮，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钞。由于是两季征收，所以在进仓时会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造成账面上的数字和仓库里的总量会有一个差额。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并不意味着就是贪污掉了。但是朱元璋不管这一套，只要账面上与仓库里对不上号，少多少就是你们贪污了多少。所以郭桓案的案值，在对全国的仓库进行核对后，被大大的放大了。也就是说，郭桓犯罪集团贪污是真，但是说金额达到明朝当年田税的八成以上，就是大大被夸大了。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后来的追赃上得到证明。实际上，朱元璋对每们涉案官员都进行了抄家，但是抄出来的数额远远少于朱元璋算出来的数字。所以朱元璋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你浙江一个布政司有问题，那天下所有的布政司都有问题，郭桓这些人家里追不出来，就一定在你们这些其他省的官员家里。所以郭桓案才能牵扯人数数万，很多廉洁的官员也因此丢掉了性命。
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时应天、宣城、太平、广德和镇江五府，按照朱元璋的算法，应收夏秋税粮600万石，但是由于时间差的问题，实际上五个州府仓库里加在一起只有300万石。朱元璋可不管这些，他认定这五府贪污了这六十万石税粮，要求五府官员退赃，退不出来的大刑伺候。这样做法，全国官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最冤枉的是当时的户部尚书滕德懋。由于明朝官员俸禄不高，这位老先生平日里非常节俭，但是由于郭桓案发时，他是户部尚书，郭桓是他的副手，因此滕德懋毫不意外的被扯了进来，最后被朱元璋剖腹挖心而死。但是在剖腹时，监斩官向朱元璋奏报，滕德懋肚中全是粗粮和蔬菜。朱元璋又派人到滕德懋家调查，发现滕德懋的妻子每日亲自纺麻，贴补家用。而搜遍滕府，也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朱元璋也知道杀错了人，然后对滕德懋以礼下葬，但是出于皇帝的威严，并没有在自己身中为滕德懋平反。
“郭桓案”的结案原因
朱元璋在此案的处理上, 株连众多，江南许多有田产者全部牵扯进去，很多人无辜被杀，朝野上下，舆论哗然。据《明史》记载：“一时咸归谤于朝廷。御史余敏等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供招，遂成冤狱。上叹曰：朕诏有司除奸 , 顾复生奸扰吾民耶? 乃榜桓罪示天下，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压天下心。”
到了最后，朱元璋自己也发现这个案子不能再牵延下去了，这种牵连造成了民心的不稳。因为“郭桓案”和“胡惟庸案”、 “蓝玉案”不同，打击的不仅仅是官僚集团，还把许多地主阶级也牵扯进来了。当时民间就流传朱元璋此举并不是惩治贪官，而是自己在敛财。如果不采取措施安抚人心，平息事态，会动摇到明朝的统治基础。于是朱元璋把审理该案的主审官吴庸揪出来当了替罪羊，杀吴庸以谢天下，这才将该案结案。
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到 了预期目的。他首先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郭桓案”对贪官污吏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一时守令畏法，……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通过这个案子，朱元璋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的经济权威。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永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的政治目的
从政治上来说，朱元璋通过包括“郭桓案”在内的“明初四大案”，进一步加强了朱元璋在经济领域的专制和集权，继中书省之后而崛起的户部权力，遭到了彻底的清洗 ，避免了它对 “君权” 的抗衡。而朱元璋通过 “郭桓案” 的处置，也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掌控和完善了赋税体系 , 打击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势力。
客观的说，包括“郭桓案”在内的“明初四大案”中，冤假错案还是存在的，甚至比例很大。朱元璋的做法，出发点没用错，但是矫枉过正，手段毒辣。这也是朱元璋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甚至民间出现了诸如“火烧庆功楼”、“徐达吃鹅”这样的传说。
对朱元璋和新生的明朝来说，“郭桓案” 好比一份经济领域的政治答卷。朱元璋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集合体中 ，驾轻就熟地处理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实现民自己的政治意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是胜利者。
最后补充一个小知识。“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 拾、佰、仟”，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从此之后，以大写数字记账，成为了中国人的传统。今天每一位会计和出纳员在记账时，都会用上朱元璋首创的这些数字。这也是“郭桓案”留给现代人的一个具有警示作用的“小礼物”，时刻提醒每个人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应该想想“郭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