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张的，看清楚了，这是你欠我家的一百二十块钱，你什么时候还？＂一个扎着白头巾的女人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欠条，嗓门大得邻居都探出了头。
那是1976年的冬天，北方的风呼啸着刮过我们的小院，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枝干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父亲那时候在县建筑公司挑土方，一天只有一块五的工钱，还得起早贪黑地干。
他每天回来时，肩膀上都有两道深深的勒痕，有时候还渗着血。
＂建国，歇会儿吧，喝碗热汤。＂母亲心疼地说，端着一碗稀薄的白菜汤。
家里穷得叮当响，锅里的菜清水煮白菜，连盐都要省着放。
那年我十四岁，正在县第二初级中学念初二，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尤其是数学，老师说我有＂数学天赋＂。
我家住在县城西边的老街，三间破旧的砖瓦房，墙上的报纸糊得泛黄发皱，冬天北风一吹，屋里跟外头差不了几度。
事情起因是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时，一担子土没扛稳，倒在了路边卖烧饼的摊位上，把人家的炉子和一筐子烧饼都给毁了。
那女人叫李桂芝，是县供销社的临时工，丈夫病了，靠摆摊补贴家用。
她当时就拽着父亲的衣领子，声嘶力竭地喊：＂你赔我的炉子！赔我的烧饼！＂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父亲吓得脸色发白，连连道歉：＂大姐，我不是故意的，我赔，我赔。＂
李桂芝报了价：＂一百二十块钱！少一分不行！＂
＂一百二十块钱，我挑土方干到猴年马月去？＂父亲坐在灶台边，点燃一支＂大前门＂，烟雾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盘旋。
母亲蹲在地上，用风箱＂呼呼＂地煽着炉火，叹口气：＂要不...咱把娃的学费先拿出来应应急？＂
我站在门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第二天，李桂芝又来了，她拉着父亲去了生产队长家，写了欠条。
父亲颤抖的手在纸上按下了红手印，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
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校长是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瘦老头，闻言拉着我的手说：＂小伟啊，你数学这么好，咋就不上了呢？咱们学校明年要选拔几个学生去参加全县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呢，老师们都看好你哩！＂
我咬着牙没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走出校长室，我在操场上站了好久，看着同学们在篮球场上奔跑，心里酸涩难忍。
班主任王老师追出来，塞给我一本《高等数学基础》：＂小伟，这书你拿着，什么时候想学了，随时可以回来。＂
那年冬天特别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跟着父亲去工地当小工，搬砖头、和水泥、抬木料，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我的手很快就裂开了口子，血和泥土混在一起，疼得我晚上直抹眼泪。
父亲也不说话，只是每天晚上帮我抹那种散发着怪味的药膏，那是他从工友那里讨来的，说是能治冻疮。
＂爸，咱们什么时候能还清那一百二十块钱？＂我问道。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攒几个月吧，春天厂房建好了，工地就没活儿了。＂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班上的同学李勇，他正背着书包放学回家。
＂小伟，你咋不上学了？＂他好奇地问。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怎么。
李勇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油纸包：＂给，我妈包的肉包子，你拿着吃。＂
那个热乎乎的肉包子，是我那个冬天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第二年夏天，我们终于还清了李桂芝的钱，但我的学也没法再上了。
十几岁的我，就这样告别了课堂，走上了打工路。
有时候晚上无事，我会翻开王老师给我的那本书，在煤油灯下偷偷学习，心里还留着一丝考高中的念头。
可惜好景不长，1977年底，父亲在工地搬重物时扭伤了腰，在家休养了大半年，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我身上。
我先是在砖窑厂干活，后来去了拖拉机站当助手，再后来去了豆腐坊学艺。
每一分钱都紧紧攥在手里，生怕家里揭不开锅。
十年后，县里办起了纺织厂，招工名额紧俏，我好不容易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关系，才进了厂当一名纺织工人。
那天，我穿着母亲缝的新衣服，胸前别着刚发的工牌，心里满是期待。
车间主任是个面容严肃的中年女人，头发挽成一个发髻，别人都叫她李主任。
我进厂第一天，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透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意味。
＂你就是张建国的儿子？＂她开口问道，声音冷得像冰。
＂是，李主任。＂我有些诧异她怎么知道我父亲。
＂三车间的活儿最累，你去那儿干吧。＂她冷冷地说，转身就走，背影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倔强。
就这样，我被分到了厂里最苦最累的三车间。
车间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三十几度，噪音大得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织布机一天十二个小时不停歇，我的任务是保证它们正常运转。
每次我申请调岗，李主任总有理由拒绝。
工友们私下议论：＂李主任跟你有啥过节吗？咋对你那么苛刻？＂
我也琢磨不透，只能埋头苦干，想靠努力改变处境。
每个月发工资，我都会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北门的照相馆，拍一张一寸照片寄回家，让父母知道我过得还不错。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厂里的老工人，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刮火柴。
直到有一天，我在厂门口碰见了父亲。
他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老凤凰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油纸包，大概是母亲蒸的馒头。
父亲年纪大了，背也驼了，手上的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
＂儿子，找你有点事。＂父亲搓着手说，眼睛不敢看我，＂那个，前些日子邻居家的刘叔介绍了一户人家，说是给你相看个姑娘，人家姑娘叫李芳，在县医院当护士，人模样俊，脾气好...＂
我笑着打断父亲：＂行，那就见见呗。＂
二十六岁了，也该成家了。
相亲那天，我穿了件新买的蓝色的确良衬衫，在照相馆门口等着。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走过来，穿着白底碎花的连衣裙，眉眼间透着温柔。
＂你是张小伟吧？我是李芳。＂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们先去了县里唯一的西餐厅，墙上挂着进口的咖啡广告，显得格外洋气。
＂听说你在纺织厂上班？＂李芳问道，用叉子叉起一块土豆。
＂嗯，已经六年了。你在医院，是不是很辛苦？＂
＂还行，就是夜班多，有时候三天两头的熬夜。＂
从那以后，我和李芳常常约在县电影院看电影，有时候去北门的小公园散步。
她喜欢紫丁香，说那是希望的象征。
我就从厂里的花坛里偷偷剪一小枝，包在湿报纸里送给她。
那年秋天，我们定了亲。
厂里的工友们都起哄：＂张小伟，听说你找了个护士对象，是不是以后生病有人特殊照顾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着，心里却想，这辈子要是能和李芳过日子，就知足了。
＂见见我妈吧，她还不知道我们的事呢。＂李芳拉着我的手说，眼里闪着期待的光芒。
李芳家住在县医院后面的职工宿舍，一栋砖红色的楼房，楼道里贴着＂勤俭节约＂的标语。
她领我上了四楼，敲了敲门。
门一开，我呆住了——李主任站在门口，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你...你们...＂李主任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手指着我，身体微微发抖。
李芳疑惑地看着我们：＂妈，这是张小伟，我跟你说过的...＂
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李主任就是当年的李桂芝，那个因为烧饼摊被毁找上门来的女人！
世界真小，冤家路窄，我竟然爱上了＂仇人＂的女儿！
李主任一把拉过女儿，挡在身后：＂不行，这门亲事不能成！＂
李芳一脸茫然：＂妈，你这是怎么了？＂
我站在门口，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最后李主任深吸一口气，冷冷地说：＂你先进来吧。＂
客厅里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墙上挂着李芳的父亲的照片，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神情温和。
晚饭桌上，气氛尴尬至极。
李主任一言不发地夹菜，李芳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咱们见过。＂最后还是李主任先开口，语气平静了许多，＂二十年前了。＂
我低着头，不知该说什么。
李芳更是一头雾水：＂妈，你们怎么认识的？＂
李主任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爸那年得了肺炎，住院要一百多块钱，我当时卖烧饼，一天挣不到一块钱。＂
＂后来...＂她停顿了一下，＂他爸挑土方弄坏了我的摊子，赔了我一百二十块钱。那钱救了你爸的命。＂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一直以为那钱是李桂芝日常生活所需，没想到竟是救命钱。
＂所以，这些年在厂里......＂我突然明白了李主任对我的态度。
李主任抿着嘴，没有接话。
＂可是妈，那跟小伟有什么关系呢？＂李芳终于忍不住问道。
＂他们家因为赔钱，他辍学了。＂李主任低声说，＂我这些年看见他，心里就过意不去，可又拉不下脸...＂
一时间，屋子里静得连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饭后，李芳送我下楼，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小伟，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傻丫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心里五味杂陈。
那晚，我梦见了十四岁时那个寒冷的冬天，梦见了那张父亲按下手印的欠条，梦见了校长和王老师失望的眼神。
第二天上班，我鼓起勇气去找李主任。
她正在办公室核对产量报表，见我进来，放下了手中的笔。
＂李主任，我想说...＂我深吸一口气。
她摆摆手打断我：＂我已经跟芳芳说了，这事不怪你，是我钻牛角尖。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做主吧。＂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一时语塞。
＂你爸身体还好吧？＂李主任忽然问道。
＂还行，就是老毛病，腰不好，阴天下雨就疼。＂
她点点头：＂改天...我登门拜访一下？＂
从那天起，李主任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她把我调到了技术科，说是看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该给个盼头。
厂里的师傅们都纳闷：＂李主任这是吃错药了？＂
只有我知道，这是解开多年心结后的释然。
订婚那天，两家人坐在一起。
父亲见到李主任，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李大姐，好些年不见了。＂
李主任从包里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那张泛黄的欠条：＂张师傅，这么多年了，一直想找你把这个还给你。＂
父亲接过欠条，摇摇头：＂当初我儿子得了风寒，高烧不退，医生说得赶紧治，我才去工地挑土方挣急钱。谁成想...＂
＂所以你儿子辍学，是因为...＂李主任的眼睛湿润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父亲把欠条撕得粉碎，＂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
我看着父亲的动作，想起了他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了那些在工地上挑土方的日子，想起了他每天晚上帮我抹药膏的情景。
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母亲坐在一旁，挽着李主任的手，两个同龄的女人，脸上都有岁月留下的皱纹，眼角都有相似的沧桑。
＂老姐姐，早知道咱们有这一天，当初何必那么针锋相对呢？＂母亲笑着说，眼睛里闪着泪光。
李主任擦了擦眼角：＂谁能想到啊？命里注定的事，躲也躲不过。＂
订婚宴上，李芳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么隆重的打扮，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李主任站起来敬酒，声音有些哽咽：＂今天我想说，小伟是个好孩子，这些年在厂里，我看在眼里。他肯吃苦、踏实肯干，从不偷奸耍滑。我女儿嫁给他，我放心。＂
父亲也站起来，举着酒杯：＂咱们两家，有些误会，有些恩怨，但今天，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来，喝这杯酒！＂
宴席上，邻居张大婶凑过来问：＂李主任，听说你们家和小伟家早就认识？啥时候的事啊？＂
李主任笑而不答，只是看了我和父亲一眼。
有些故事，不必说与人知。
婚礼那天，李主任拉着我的手说：＂小伟，这些年在厂里对你不好，是我心里过不去那道坎。现在我明白了，你和你爸爸一样，都是好人。＂
＂李妈，那都是命里的安排。＂我笑着，心里比蜜还甜。
李芳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在病榻上他曾对女儿说过，要找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
李主任说，当年就是靠我父亲赔的那一百二十块钱，给他治好了病，多活了五年。
＂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你们，一定会笑的。＂李主任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光。
婚后，我和李芳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小房子里，虽然只有二十多平米，但我们布置得温馨舒适。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看望两边的父母。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父亲和李主任坐在院子里，低声交谈。
父亲说：＂当年那一百二十块钱，我借了三家人的钱才凑齐的。＂
李主任点点头：＂我知道。那时候我太着急了，丈夫病得厉害，医院催着交钱...＂
父亲笑了笑：＂缘分啊，谁能想到二十年后，我们会成为一家人？＂
李芳怀孕后，李主任几乎每天都来看她，带着各种补品，生怕女儿受了委屈。
有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神还是有些内疚。
李芳好奇，常问我和她母亲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我只是笑笑：＂等你将来生了孩子，我会告诉他的。＂
人世间的恩怨情仇，有时候错综复杂，有时候又简单直白。
那天晚上，儿子出生了，皮肤皱皱的，像个小老头。
李主任抱着孙子，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像，真像，跟他外公年轻时一模一样。＂
父亲和母亲也赶来了，父亲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抱了抱孙子，然后红着眼睛说：＂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
年轻人还是不理解我们这代人的恩怨情仇。
晚上，父亲独自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抽烟，我端了两杯热茶过去。
＂爸，你说这人与人之间的事，怎么这么巧合？＂
父亲吐出一口烟圈，眯着眼睛看向远方：＂人间自有公道理，伤人的终会得到教训，救人的总会得到回报。只是有时候，这公道来得慢了些。＂
＂那一百二十块钱的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真相。＂我轻声说。
父亲把烟掐灭，摇摇头：＂那有什么好说的？日子总是要过的。＂
黄昏的光洒在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残酷与温情。
我想起了那个十四岁的冬天，想起了那本未曾读完的《高等数学基础》，想起了王老师失望的眼神。
人生的路，总有遗憾，但也总有弥补的方式。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爱我的妻子，有了刚出生的儿子。
这一切，都是命运馈赠的礼物。
前几天，李主任带着一个包袱来我家，打开一看，是一件精心缝制的小棉袄。
＂这是我一针一线缝的，给孙子穿。＂她说着，眼角泛起了皱纹。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柜子里翻出那本尘封多年的《高等数学基础》，递给李主任：＂李妈，这是我当年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想送给您保管，等孙子长大了，您给他。＂
李主任接过书，手微微发抖：＂小伟，对不起...＂
＂都过去了。＂我笑着说，＂如果没有当年那一百二十块钱，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人生啊，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最后回到原点，却已是物是人非。
那张欠条，那个冬天，那个十四岁的我，都已经成为了记忆中的尘埃。
留下的，是岁月赐予我们的宽容和理解。
父亲常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个心安理得吗？＂
我想，我们家和李主任家，经过这么多年，终于都心安理得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仇人，只有未曾相识的亲人。
当孙子牙牙学语时，我会告诉他这个跨越二十年的故事，告诉他人间的恩怨如何化解，告诉他生活的真谛。
就像父亲说的那样：人间自有公道理。